第4页 前言

       索绪尔以数学运算的方式界定普通语言学遵循的规则。他把记号界定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接受了记号这一概念，但又对它做了改造：在索绪尔那里，它是概念（即所指）与声音形象（即能指）的关系；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它是意义（即所指）和结构（即能指）的关系。在精神分析领域，雅克·拉康重新拾起了索绪尔的理论，对之做了一系列的改进，使之展示拉康本人的洞察力：他把能指置于所指（即词的意义）之上。在索绪尔那里，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条“斜线”（即“所指”/“能指”），“斜线”的意义是把能指和所指关联起来。但在拉康那里，“斜线”意味着所指对能指的抗拒。因此，所指处于能指链之下，一直处于滑动的状态，一直到找到一个缝合点，这种滑动才告终止。也正是在这里，精神分析师的阐释才会结束。
      拉康之后，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接受了拉康的“能指链”概念，但又一直使之处于模糊不清的朦胧状态：在他们那里，只有“能指链”，所指和缝合点是根本不存在的。路易·阿尔都塞在回归马克思主义时，从征兆性解读的角度，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著作。他的“征兆性解读”概念主要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具体些说，他的“征兆性解读”概念主要来自精神分析中的“转换”和“浓缩”概念。甚至阿尔都塞晚年提出的“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概念也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过，说到拉康，他的话语概念得自福柯。他运用福柯的话语概念描述他所谓的四种话语。此外，拉康借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对无意识的界定。
      结构主义时期是由两个大相径庭的两个阶段组成的：一个是结构的阶段，它拥有完整统一的事业；一个是累进性的解构阶段。法国人文科学的机构建设一直困难重重，但它强有力地推动了综合性研究。综合性研究是围绕着某个事业完成的。这项事业渴望成为科学，并把古典人文学科与精确科学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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