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走自己的路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1976年，我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主人同我们见面的会议室里摆着痰盂，有些中国领袖还用它。于是，1978年邓小平到新加坡访问的时候，我们在会议室内他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他却没用，也许是他发觉新加坡华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不随地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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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靠的不仅是高楼大厦硬件，还有包括法律，道德水平，卫生环境，习惯意识等软件。
全国禁止口香糖：“受到美国大肆嘲笑的一项禁令，是禁止香口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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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燃放鞭炮：“最危险最吵闹的是华人的习俗，在农历新年期间放鞭炮。人们受到严重的灼伤和其他伤害，尤其是儿童。木屋经常失火，甚至整个非法木屋村化为灰烬。1970年华人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五个人丧生，许多人受伤。我决定明文规定放鞭炮是犯法行为，禁止了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喜庆传统习俗。两年后，两个没有武装的警察试图拦阻一群人放鞭炮，却遭到残酷殴打。于是我完全禁止鞭炮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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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印度人大街放牛：“1964年11月 的某天早上，我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 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养牛的印度人把牛赶到市区，在路旁放牧，甚至把牛带到海滨公园。我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订下立即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 划。我们给牛羊的主人规l 定了一个到1965年1月31日为止的宽限期。此后，这类走失的牲畜将被送往屠宰场，屠宰后的鲜肉将送给各个收容所。到2月，共有53头牛被逮着送往屠宰场。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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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偷花：人们的坏习惯是长期养成的，如随意践踏植物和草地，破坏花圃，有时又偷窃树苗，或把脚踏车和电单车靠在树身 上，把树木压倒。要革除这些陋习，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有这种毛病的不光是穷人。一名医生看上了一棵颇有价值，刚刚种下的南美杉，把它从中央分道堤上移 走，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花园里，被逮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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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一开始人们对绿化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亲自栽种并照顾树木，辟设小花园，希望他们把绿化的信息带回家让父母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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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这个第三世界地区凸显我们的第一世界水平，我们着手把新加坡发展成为热带的花园城市，终年清洁翠绿。每逢民众联络所开幕，到各个机构访问参观或在交通圈主持公路竣工仪式时，我都会种树做纪念。所种的树有些长得茂盛，但是多数都枯萎了。要是我再到某个联络所，负责人会在我访问之前补种上一棵。我的结论是，树木种下后必须有个部门来管理，于是便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负责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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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一些进展之后，我会见了各个部门和法定机构的所有高级官员，要他们大力推动绿化运动。我告诉他们，我到过将近150 个国家和地区，也在接近同样数目的政府宾馆里住过，留下好印象的不是建筑物的大小，而是保养的水平。从建筑物无人照顾的情形——脸盆破裂、水喉漏水、抽水马桶发生故障、建筑全面失修以及花园荒芜——我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和它的行政人员士气低落。到新加坡的贵宾同样会做出这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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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种植了上百万棵树，有棕榈树和灌木，教导人民如何爱护它们，而不是加以摧残和破坏。这个绿化行动提高了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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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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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下一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１９５９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举并负起领导责任的情况下，新加坡才能保持廉洁诚实。在他们管理之下，新加坡经济过去二十年来每年增长了８％到９％。据世界银行评估，１９９５年新加坡公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第九位。　　
　　　　对建国的一代领袖而言，诚实已经成了习惯，任何收买我的同僚的企图，都会被拒绝。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权力，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发财致富。但他们是无法复制的，因为要再造一个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客观环境是不可能的。接我们班的领袖之所以会进入政坛成为部长，是职业的选择，而且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具备部长素质的人，所给的工资不高，只等于他们在外面可以赚到的一小部分，而又期待他们长期留在政府中，那是不切实际的。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新加坡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提高，部长的薪水必须跟得上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收入。部长和公务员的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搞垮了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使政治领袖和高级官员维持廉正自守的高水平，给他们足够的薪酬，是极其重要的。
　　　　独立之后，我冻结了部长的薪水，同时使公职人员的加薪保持低水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确保能够应付预料中的失业情况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１９７０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２５００元提高到４５００元，自己却照旧拿３５００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１９７８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入可达９５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１／３，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出任内阁资政后，我于１９９４年在国会建议政府制订一个公式，使部长、法官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跟私人企业界的报税额挂钩，自动进行调整。由于新加坡经济二十多年来每年增长７％到１０％，公共部门的薪水始终落后于私人企业界两三年。１９９５年，吴总理决定订下我提出的一个公式，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的薪酬挂钩，以便私人企业界高级人员收入提高时，他们自动获得加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将改为等于私人企业高级人员在所得税报表上呈报的收入的２／３。
　　　　这个改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在专业人士当中。他们认为，跟先进国家部长的薪水相比，这种做法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人们惯于让公务员支取低薪。让部长不但行使权力，也根据工作的重要性获得薪酬的主张，他们认为不适当。我协助总理为这个改变辩护。对那些指部长由于地位高，享有荣誉又掌握大权，因而获得的补偿已经足够有余的论点，我提出了反驳，也反驳了公职人员应该牺牲收入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超凡脱俗的看法不切实际，肯定会使部长不愿意长期做下去，而一位部长持续不断地在任以及由此所获的经验，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重要长处和优势。政府做出决定所显示的经验和判断，都是来自部长的贡献。那是他们看得远，能从长计议和策划的结果。　　
　　　　在１８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把部长薪水当做选举课题提出来，结果由吴总理领导的政府还是胜利了。人民要的是能拿出成绩的诚实廉洁的好政府，而人民行动党推出的就是这样的政府。从私人企业界招募人才，现在已经不那么困难。薪酬不调整，我们永远无法委任新加坡一些能力最强的执业律师担任法官。薪酬调整之前，最优秀的办案律师一年收入一两百万元，法官薪水则少于３０万元。我们也让那些在政府部门服务的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薪水，跟私人企业界人员的收入挂钩。
　　　　这个薪水公式不等于年年加薪，因为私人企业界的收入时高时低。１９９５年私人企业界收入下降，１９９７年，所有部长和高级官员的薪水也随之削减。
　　　　１９９７年，韩国、印尼等东亚国家都惨遭金融风暴蹂躏，贪污和朋党主义使它们的困难变本加厉。新加坡没有贪污和朋党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金融危机。其他国家却为此蒙受数以万亿元计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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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无论是亚洲乃至非洲这些国家发展都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在1945年独立50年后的今天，成为繁荣的国家。因为没有秩序，经济建设受到影响，法律也难运作，当个人的权利扩张到极端，就会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后果。正是这种秩序第一的观点，成为新加坡治国的理念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二是强调纪律要成为国家的主要稳定因素。就新加坡来说，这种精神意义体现在人们已经将遵纪守法内化为一种观念和自觉，自觉遵纪守法，从而给新加坡带来了秩序、安全和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稳定局面。在国际上也普遍受到赞扬。1993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将新加坡列为对人民财产最有保障的国家，评比总分为10分，新加坡得9.5分，而同样以安全、秩序闻名的日本只得9.1分。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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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乱社会，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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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台湾则是会场里频频上演铁公鸡，街头也一再发生殴斗事件。这种种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民族终究会形成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习俗与文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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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对亚洲的民主与人权这么感兴趣，焦点并不在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或新加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美国要这些 东亚之“虎”成为中国的榜样，让中国看看这些自由社会正因为拥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 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 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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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4年乘搭意大利客轮亚洲号首次游览香港。客轮在当地停留了三个晚上，让我和芝有机会在这块殖民地
上闲逛。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岛是个璀璨妩媚的城市，跟对岸九龙欣欣向荣的市镇遥相辉映。市中心背靠着海拔大约1000英尺的太平山，公路和房屋掩映其间，景致迷人。
　　香港人勤奋，货品价廉物美，服务一流。一天早上，有人带我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两套西装，让裁缝师傅量身。下午回到小店试穿新装，裁好的西装当晚就送到船舱。这是新加坡裁缝师傅所无法做到的。当时我不曾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解放”大陆，造成一两百万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入香港，裹挟着大批来自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
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的。这些大陆精英形成了一个厚实的人才基础。
　　对全世界来说，香港和新加坡是两个相似的华人城市，规模大小也差不多。对我而言，两地显著的差别不少于彼此的共同点。香港土地面积比新加坡大一倍，挤满香港本岛、九龙半岛和新界的人口，也比新加坡多一倍。1949年的香港，无论政治或经济环境都是一片灰暗，纯粹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作为生存条件。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会开进来。但是，即使变数再大，即使有着朝不保夕的惶恐，香港仍然繁荣兴盛起来。
　　新加坡当时没有面对如此惨淡的局面。我庆幸我们那时无须像香港那样面对极大的压力，生活朝不保夕，但是跟香港不同，我们没有大陆源源涌来的150万难民。也许如果能吸引到这一股难民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出色的企业家和最勤奋耐劳、足智多谋、干劲十足的人才，我们就能拥有同样的额外竞争优势。
　　事实上，1949年同样来自大陆的难民浪潮何尝不也助台湾一臂之力。若不是有这个浪潮，台湾不可能把1949年以前治理中国多年的顶尖领导人才，都吸纳过去。他们的行政，加上美国的援助，改变了台湾。当这一切在1949年发生时，我还不了解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创业人才，也未曾意识到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正是改变社会、提升社会的酵母。
　　香港人依赖的不是政府，他们自力更生，靠自己靠家人。他们格外勤奋，沿街叫卖兜售，制造一些小巧玲珑的东西，或者买进卖出，做生意不放弃任何运气。香港人谋求成功的意念无比强烈，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分外密切。
　　我清楚认识到只设少许社会安全网，甚至完全不设安全网的好处。这样的环境激发香港人力争上游。他们同殖民政府之间没有一纸社会契约。香港人和新加坡人不同，香港人既不能管也不去管防务问题，也不管群体利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不准成为一个国家；中国绝不允许，英国也从未尝试。这就是新港之间的天渊
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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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 
  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 
  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地，我见过好些 
  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 
  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 
  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 
  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 
  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 
  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 
  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 
  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 
  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 
  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 
  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 
  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 
  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 
  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 
  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 
  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 
  期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