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前言”

        撰写新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一件工程浩大、繁复且耗神费力的学术工作，但也是一个欲罢不能、必须持续推进的事业。尤其是在教学研究实践中我意识到，在前面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参见拙著《中国伦理学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997年版。） 中，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的内容以及表述方式之后，更难以对它束之高阁、割舍不理。蓦然回首，从我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朱伯崑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写作《中国伦理学史》初稿并以书稿作为讲义给伦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该课程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二十五个年头。在行进了这么悠长的一段岁月之后，重新阅读一遍旧著，似乎依然可以触摸到自己23岁时的青春脉动、激情和强烈的表达愿望，当然其中也保留着我的稚嫩笔触和言不尽意的缺憾。总之，可以用“纠缠不休”、“欲罢不能”和“善始善终”，来表达我复杂的研究心态和写作心得。
        在二十余年前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我是以“概括性叙述”为重点，尝试在北京大学先贤对中国伦理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伦理学史上的主要学派、思潮、主要哲人的特点等做出更加系统的研究。基于伦理学以及伦理文化的跨界特点，我在书中并没有局限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层面的论述，其中也关注了人生观、文学思潮中的价值观以及各个思潮中对伦理冲突问题的处理方式。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属于归纳总结性的观点，比如中国伦理内涵和标准具有“身份性伦理”的特点和“思潮互动”的特点，对儒家伦理思想逐步走向道德至上主义的趋势也予以了特别的分析论述。这些观点和结论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或者引起了诸多批评性的回应。
        随着后来我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学史的一些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逐步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深化了问题意识，拓宽了研究视野，并提升了自己对一些专门问题的系统性把握能力。在《中国伦理学史》正式出版之后，我又先后研究和讲授了一些专题课程，特别是在“中国博士后基金”和“霍英东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对“儒、道互补与中国伦理学发展”等问题的拓展性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需要补充、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并相继出版了《德育志》、《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伦理学的意蕴》和《正义的公平》等专著。同时，对于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史上的一些交叉领域我也做了创新性的研究，如王弼以《庄子》思想诠释《老子》和《周易》、传统儒家和法家的忠诚观的差异、阳儒阴法的表现以及当代价值多元化发展的影响等等。其中，有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加深了我对哲学和伦理学方法应用的思考，如孔子提出君子修养论的目的和依据，传统对伦理原则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孟子与告子争论“仁内义外”问题的本质和重要性，荀子化性起伪的观念结构，程朱的伦理哲学基础的由来乃至儒、道两家论“诚”的本质和交融，当代“公平与效率”之争中的传统惯性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些思考帮助我从原来的“叙述”逐步转向“对话”。
        经过《中国伦理学史》出版之后多年的研究、教学与思考以及在教学相长过程中与同学讨论的收益，尤其是在重新研究“权变”、“学而优则仕”、“无极而太极”、“新文化运动”、“道德人权”等重点问题和对于道德哲学的各个学派之间的学术融合特点的具体研究之后，我逐步意识到，原来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某些问题的把握和一些专门伦理问题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和严谨，需要借助于再版修订的时机加以充实、完善和改进。有鉴于此，我在五年前就思考重新撰写《中国伦理学史》（即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并且该写作计划也在若干年前提出申请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规划教材”出版项目。本书直至今天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个期间同时写作《正义的公平》和《文化产业读本》等著作时分散了不少心力。
       今次重新改写定名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除了缩小篇幅以便更加适合作为教材的要求之外，也通过“对话”突出了其中的一些专业性讨论的内容。就是说，今次写作时，我改变了以叙述和概括总结为主的做法，对一些重点问题做了较多的讨论，以便读者能够对这些问题有更完整、更具思辨性的理解。在本书中，我将更多地运用伦理学的原理和视角，来探讨中国伦理学史上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观点和对后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性问题。此外，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问题意识、发展趋势等也做了新的分析和总结。
        从总体来看，本书一部分内容来自原著的部分章节，另外一部分内容则属于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即我重新撰写了大约一半左右篇幅的新内容。新撰写的一些部分内容是在我的讲课录音稿的基础上，由苗敬刚博士协助做了整理和完善，他还协助我做了文字整理、原文引用和内容充实等方面的工作；张立波博士、李兴旺同学在成稿后也做了一些校对和补正工作。在此谨作说明并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