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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 桑德斯讲堂(sanders theater)是哈佛大学最大的教室,足以容纳1000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最有效的分配稀缺资源的科学。它首先是一门科学,但他研究的对象不是实物,而是人类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又是一门社会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和其他的科学方法。 曼昆认为,贸易逆差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储蓄率过低。如果GDP总量提高,美国政府的总税收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是供给派 经济学家的理论。 区别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差别的一个例子是储蓄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理论认为,高储蓄会降低总需求、总收入,进而降低以后的储量。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认为,高储蓄以为着高投资,从而形成更大的资本存量,导致更高的国民收入。 美国最富的20%的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的人口的8.5倍,高于日本的3.4倍,德国的4.3倍,加拿大的5.8倍,但低于俄罗斯的10.5倍,中国的10.6倍,墨西哥的19.1倍和巴西的32倍。 政府赤字迟早需要偿还——这是一代人多消费,多享受生活,下一代人就要少消费,少享受。如果我们珍惜子孙后代的幸福,明白他们迟早要还这些赤字,就会把所有退回来的税为下一代人存起来,一分不花,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宏观总消费和总储蓄没有任何变化,政府就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中央银行的作用就是“”在聚会上的气氛刚刚开始活跃的时候,把盛满酒水和饮料的盆拿走。就是适当调节经济的过热或过冷,使经济平稳发展。另一种主张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认为中央银行认为调整利率的行为本身就是问题。它给原本按照经济规律运转的经济注入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美联储只要每年提高资金供给一个给定的百分比,以适应美国长期经济年均增占率和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即可。 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 地质学家探明,在美国,最适合储藏核废料的地方时内华达州的尤卡山(yucca mountain)。 一般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各州均有权利制定自己的环保标准,民主党则主张联邦政府制定统一的标准。 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差别定价——对富人收取高价,对穷人收取低价,即价格双规制,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吧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将防治艾滋病药物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的后者对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少于2%。 货币中性理论,即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期看,货币增发比例和物价增长比例(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经济指标。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是4%,那巴西货币对美元要贬值7%。 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这就是国际经济中的不可能三角形,或三元悖论。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是的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IMF章程第一条就是规定了他的宗旨: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稳定汇率和国际贸易,从而提高就业和收入,避免恶性尽相贬值和经济大萧条的再次发生;为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国家提供短期贷款,从而缓和汇率急剧变化对经济的扰乱,减小金融危机的负面作用。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64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极力提倡保护环境,而敌敌畏(ddt)是柏欢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但可以灭蚊,减少传播致命的疟疾。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作者杀害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一般来说,财富对消费的影响是4%。金融危机美国财富转眼减少12万亿美元,美国消费要减少近5000亿美元。 欧洲央行的任务是稳定物价。美联储的认为更加明确,是双重的,既要稳定物价,又要促进就业率保持在自然就业率水平。美联储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影响利率的变化。 美国家庭储蓄历史上在7%-8%,金融危机前是负数,紧急危机,人们减少开支,现在上升到3.6%。 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着眼点一般是总供给。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总量。这种思想的一个版本就是里根时代的“供给派经济学”。把总供给(或总生产、GDP)看做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函数。他们一般主张“小政府”。 在企业利润中,企业要上缴企业所得税35%,当企业分红时,股东再缴15%的股息税。费尔德斯坦认为,“双重税收”使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到企业建厂房、买设备。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 里根总统时期,最高收入家庭的边际税率从50%降低到了28%,老布什时期增加到31%,克林顿时期增加到36%,小布什时期降低到35%。 增值税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对消费征税,不鼓励人们提前消费。其次,没有复杂的税率表和特殊减税条款。也有缺点。为了避免缴税,卖方可以提供两个价格,买方可以现金交易,价格低,没有证明,可以逃税漏水,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税收完全依靠增值税。 还有一种时常被总统竞选人青睐的改革方案就是“均税率”:每个人豆腐同样的税率,低收入家庭前面几千块收入免税。 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的利息从总收入中减去再算出税前利润,借债有避税的作用。对于税后利润,企业有三种做法:分红给股东,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使股价上升,还可以从市场上回购自己的股票。 长期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7%之间,这和社保基金的3%-4%的收益率。 2007年,美国人收入的中间值是40307美元,退休后可从社保基金收到16846美元。 美国是一个生活在车轮子上的国家,大约2/3的石油用于汽油、运输和相关的行业,只有1/3的石油用于以石油化工为主的非运输方面,而其他国家的时候主要用于供暖和发电。 直接说明贸易和工资关系的理论是斯托珀尔——萨缪尔森定理(theory of stolper-samuelson effect),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提高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其他生产要素价格下降。 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 在国会,生产者利益的代言人没有竞争对手。 人们开始反思: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到底应不应该成为贸易谈判的内容? 政府应该控制价格还是数量?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michael spence)证明,政府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即首先限制可交换配额,然后许诺如果配额不够,政府会在某一价格拍卖更多的配额,这一价格就是限定了厂家自己减排或者自己处理污染成本的上限。这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安全阀措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赞成,提倡环保的非政府组织和欧盟反对。 1997年,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签署的《京都条约》(kyoto protocol)早2005年2月开始生效。这些国家承诺,从2008年-2012年按比例减排,即减少1990年排放量的5%。 汽油税每增长10分钱,消费者承担7分钱。 历史上曾今先后两次发生过全球化浪潮,这里的全球化定义为全球上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不断融合,或者国家间互相依赖不断加深的过程。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70-1914年,第二次发生在二战之后。从1950年开始,世界商品贸易恢复增长,到20世纪末增长15倍,与此同时,商品产出量增加五倍。超过一半的世界贸易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12%。 美国公司税35%,加拿大45%,爱尔兰10%。在美国,公司倾向于贷款和不是直接融资(增发股票)。 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内投资法》(homeland investment act),大赦国外返回的利润,希望这些利润可以再以后两年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在这个法案的保护下,跨国公司的3500亿美元海外利润返回,几乎全部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在就业方面贡献不大。 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而是选择能迎合最多的选民胃口的政策,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 出现“原产地国家”的改变,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要贴上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比自由贸易区更加严格的是关税联盟。他要求会员国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 如果发现你的外汇储备屡攀新高,只增不落。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降低,这样做的问题是有可能通货膨胀;你也可以让中央银行卖本国债券,对冲外汇的增长,但对冲只能在短期内有效,不能无限期地控制货币的增长,你也可以选择升值本国货币,这样做你有可能失去国际竞争力。你也可以控制,甚至禁止外汇流入,但这会减少资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效率。你还可以选择减少政府开支或增大税收,以减少总消费。弗兰克尔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是人民币的升值。 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新的形式下为了生存被迫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给自己增加银行监管的同时,增加了一层政府对银行的保护。可以再关键时刻连接到美联储的贷款,当然这意味着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从25-30倍降低到12-15倍。 2008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rms)首先撞车,整个市场流动性更加缓慢,短期资本基本冻结。 杰—莱特(jay light)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层次的过度借贷和金融证券化造成的不透明。首先是过度的家庭借贷导致了房产价格从平均家庭收入的2.8-3倍增长到4.1倍,“两房”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存在过度的借贷。“两房”的借贷是其资本的60倍。在会计标准要求“按市场价格记账”的情况下,只有投资的价格下降1—2%,借资不抵债。 20世纪30年代,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的参与市场,美国政府的税收还少于GDP的5%。现在美国70%以上的经济是私有经济,小于30%的经济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 政府只是为市场参与者建立最低行业标准,而不是要把这些市场活动国有化。美国证监会的工作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保障总共拥有10万亿美元的1亿中小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美国每年家庭支出的医疗保险费用是1.2万美元。这对于年收入是5万美元左右的美国中间家庭(低于中间值)非常昂贵。 提高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保险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注重医前防御是医疗政策的共同目标。菲利普斯主张减税,引入竞争来降低医疗保险费,打破保险公司州际的界限,允许不同州的居民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自由竞争。卡特勒也许诺减税,但提出的不是给所有人减同样的数量,而是按收入的高低相应减税,有一部分杀富济贫的效果。 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ichiro fujisaki)首先和听众分享了日本在失去的十年中的经验和教训。一旦金融危机发生,首要的工作是鉴别那些坏账,将其公之于众,然后集资,包括国家和私人的钱。他认为,起源于美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杠杆率过大和房产贷款证券化国语复杂,金融全球化又使这次危机波及世界各个国家。 约翰—罗斯(john rawls)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通过税收政策舒缓这些天然差异。诺茨克不看重经济结果是否相同,而更看重获取财富的机会是否平等、手法是否合法。 美国三十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议定书》。 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鉴定、寻找、构建那些有利于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的机构和体制。在主流经济学里,任何东西都是有标价的,但是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很多东西是没有价格的,比如说空气。 能源(包括环境)、教育、医疗和公共设施,都是对美国经济长治久安、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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