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定型和强化

1632年，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赶走林丹汗。随后，皇太极又先后降服了漠南蒙古各部，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这样，尚未入关的清政权便首先同北方的蒙古发生了异常紧密的联系。当时，清统治者不仅与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建立了联姻关系，并订立攻守同盟，同时也大量吸收蒙古贵族参加清政权，给予蒙古贵族以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清政权的重要辅佐力量。

1635年前后，固始汗曾派人与清朝联系，表示听命于清朝。（《清实录》太宗卷39，崇德二年冬十月丙午条。）清朝派出的察汉喇嘛一行人到达西藏时可能正逢固始汗攻灭藏巴汗政权的战乱时期，清朝皇帝的信究竟送到与否以及在西藏产生了何种反映，史籍未见记载。而西藏和固始汗方面派辅朝的伊拉吉克三一行则于1642年10月达到盛京（今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皇太极不仅亲率亲王、大臣等出城迎接，还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等人的住处看望。《清实录》记载：“先是，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上克图及厄鲁特部落戴青绰尔济等至。赐大宴于崇政殿，仍命八旗诸王，贝勒各具宴，每五日一宴之，凡八阅月，至是遣还。赐伊拉古克三及偕来喇嘛等银器、缎朝衣等物有差。”（《清实录》太宗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条。）

清朝迎请达赖喇嘛进京，不仅是直接接受固始汗的举荐，而且也没有越过西藏的实际控制者固始汗。这进一步说明，当时固始汗在西藏所拥有的权力及将西藏作为其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清朝的默许和认可。

1644年，清朝人关并定都北京。自此，清朝加强了与西藏的联系。1648年、1650年和1651年，清朝接连三次派专使入藏，敦促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内地。如果说，清朝在尚未人关前竭力将触角伸向西藏还主要是为了利用喇嘛教对蒙古各部施加影响，那幺，此时清朝积极迎请达赖喇嘛，除了利用喇嘛教笼络蒙古的原因之外，还有了另一个原因，即：清朝入主中原以后，它理所当然要继承中原前朝统治者（明朝）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业已建立的以朝贡和分封形式所体现的政治隶属关系。这一点，在后来清朝坚持让达赖喇嘛进京朝见及清朝给予达赖喇嘛的封号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顺治帝特殊礼仪的接待。这首先表现在接待的规格上。五世达赖到达时，顺监以“田猎”为名，世达赖“不期然”相见于城外南苑猎场。这是清朝有意作出的一个折衷安排，目的是既让皇帝出城迎接五世达赖，又不失皇帝作为“天下国家之主”的尊严。顺治帝还先后在太和殿设大宴款待五世达赖。平日顺治帝登座，五世达赖也同时登座，位在群臣之上。其次，顺治帝对五世达赖的赏赐极为丰厚，五世达赖到达的当天，皇帝即下令由户部拨供养白银九万两。（《蒙藏佛教史》（上），第4篇，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