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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实验室里踱步，忽然觉得生活很无趣，它好像是西藏的一种酷刑：把人用湿牛皮裹起来，放在阳光下曝晒。等牛皮干硬收缩，就把人箍得乌珠迸出。生活也如是：你一天天老下去，牛皮一天天紧起来。这张牛皮就是生活的规律：上班下班、吃饭排粪，连做爱也是其中的一环，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躺在牛皮里还有一点小小的奢望：出国，提副教授。一旦希望破灭，就撒起癔症。真他妈的扯淡：真他妈的扯淡得很！
 

人们可以往复杂的方向进化：在逻辑和功利之间构筑中间理论。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光荣的道路一点也不叫我动心。我想的是退化而返朴归真。

在我看来，存在本身有无穷的魅力，为此值得把虚名浮利全部放弃。我不想去骗别人，受逼迫时又当别论。如此说来，我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假如我不存在，好处又有什么用？

当时我还写道，以后我要真诚地做一切事情，我要像笛卡尔一样思辩，像堂吉河德一样攻击风车。无论写诗还是做爱，都要以极大的真诚完成。眼前就是罗得岛，我就在这里跳跃——我这么做什么都不为，这就是存在本身。

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而不是在人前差羞答答的表演。在我看来，人都是为了要表演，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我说了很多，可一样也没照办。这就是我不肯想起那篇论文的原因。
 
我妈问我为什么星期天不回家，我说是忙。她说再忙也得回家，因为家里那套四室一厅的住宅是以四个人的名义要下来的，现在里面只住了老两口，别人知道了要有意见。这简直不成个理由。我说忙得回不了家也不是理由，其实是我要躲我爸爸的痰气。夫子曰：人之惠在于好为人师——到底不愧是夫子，好大的学问！我搞我的化学，我爸爸搞他的数学，井水不犯河水，他非要问我数学学得怎样。我要说不会，他就发火，说是不学数学能成个什么气候？我要说会

“他老想证明我一文不值。我说我真一文不值，他还是不干，真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满意。他想证明我不如他的一根鸡巴毛。这有什么！三十几年的我还是他射出的一个精虫哩……”

我妈笑了：“别胡扯！和你妈说这个，是不是太过分？和你说正经事儿。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我想抱孙子。”

这是个老问题。“妈，我一定生，现在忙，要做大学问，当教授。现在教授香，一分就分一大套房。可是小助教呢？惨啦。我—个同学分到清华，孩子都九岁了，三口人挤一间小房子。三十几岁的人，性欲正强烈，结果孩子到学校里去说：爸爸妈妈夜里又对×了，腆得人家了不得，现在在办公室，趁大家去吃午饭，锁上门急急忙忙脱裤子。办公桌多硬呀！能干好吗？”

真他妈的倒霉，我又坐下，忽然想起李斯的名言：人之不肖如鼠也！这是他老人家当仓库保管员时的感慨。他是说，有两种耗子。粮库里的老鼠吃得大腹便便，官仓几年不开一次，耗子们过得好似在疗养，闲下来饮酒赋诗，好不快活。可是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屎，人上厕所就吓得哇哇叫，真是惨不忍睹。于是他就说：人和他妈的耗子一样。混得好就是仓房鼠，混得不好就是厕所鼠。这话讲很有勇气！基督徒说，人是天主的儿女；李斯说，人和耗子是一个道理。比起来还是我们的祖先会写文章，能说明问题。我一贯以得道高人自居，从来没在耗子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可是面对这个急诊室，真得想一想了，说这里是茅坑一点也不过分。要是我到了垂危时，也挺在这么一个木板床上听胖老太大哗哗响，这是什么滋味？就算我是诗人，可以把它想象成屋檐滴水〔有这么一支吉它曲，美不胜收），可是隔一会就有山洪暴发之声，恶臭随定之弥漫，想象力怕也无法将之美化。那时候每喘一口气就如吞个大铁球，头晕得好似乘船通上了八级风，还要听这种声音，闻这种气味，我这最后一口气怕也咽不下去。我的二妞子（她已经白发苍苍）俯在我身上泪如泉涌，看我这惨相，恨不得一刀捅死我，又下不了手，这种情景我不喜欢，还是换上一种。

走在大街上，汇入滚滚的人流，我想到三十三年前，我从我爸爸那儿出来，身边也有这么许多人，那一回我急急忙忙奔向前去。在十亿同胞中抢了头名，这才从微生物长成一条大汉。今天我又上路，好像又要抢什么头名，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里去长大几亿倍。

假如从宏观角度来看，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我这么做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就算真是如此，能不能中选为下—次生长的种子和追名求利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在许由那张臭烘烘的床上躺下时，我还在想：我真需要把这件享想明白，这要花很多时间，眼前没有功夫，也许要到我老了之后。总之，是在我死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