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页 商鞅，计划经济

土改
全国人参与农耕

限制商业
控制粮食买卖，矿产国有化
工商业重税
户籍，限制人口流动，进而限制商品流通
取缔货币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讲，商鞅所推行的这一整套经济变革，与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无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这些政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国力，让国民经济充满纪律性，并因专制而产生高效率。

军爵
取消原有贵族的身份，不世袭，任何人有军功都可以成为贵族

在秦国，国民只应从事两种职业，一是农民，一是军人，前者“富国”，后者“强兵”，而国家的奖惩便紧紧围绕着种粮之多少和杀敌之多少。这是一种极端务实的、反智的、唯“生产力至上”的功利主义。在商鞅看来，人人种地，则粮多，粮多则生育多，生育多则兵多，兵多则可打仗而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这些人口去种更多的粮食、生育更多的人口，继续去打更多的仗，如此循环往复，就可实现统一天下的“国家目标”。凡是与这一国策冲突的、相违背的，都是必须禁止的，甚至不能“以功抵过”。

郡县制
取消封地
郡县的长官是职业官僚，不能世袭，朝廷要对其进行考核。
这样有利于中央集权。

中国三千年可分为部落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三个阶段，商鞅之后，几无大变。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省市县治理模式仍然没有跳出其藩篱。


套用框架
中央与地方？
郡县制
控制精英阶级？
军爵
控制全民思想？
愚民政策
经济制度？
命令型的计划经济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

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当然就是“反智”和“愚民”了。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在所有政治人物中，对商鞅最为尊崇的正是毛泽东。
1973年8月，毛泽东创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将孔孟儒学贬为“秕糠”并公开替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全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前辈的一次遥远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