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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在此做一头快乐的懒猪：比起两年前住在久戴卡岛那家小旅馆的经验，这次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改变。早上我们去了丽都岛，从快艇上望去，总督府（Doge’s Palace）远比坐在贡多拉中欣赏美丽多了。在这么平静无波的日子里下水，肯定会是全欧洲最糟糕的体验：水热得像岩浆，一个不小心烟蒂就会流进嘴里，更别提成群结队的水母了。


利法尔来晚餐。伯蒂说，所有的鲸鱼都有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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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八月二十一日——仔细参观了两座宫殿，一是以提耶波洛的壁画《埃及艳后的盛宴》闻名的拉比雅纳（Labiena）宫，一是布满围幔和皇室照片、如迷宫般叫人喘不过气的帕帕多波里（Pappadopoli）宫。我们在哈利酒吧暂时逃离文化的重压。结果引起一阵骚动，听到不太友善的招呼声：英国佬来了。

晚上又回到哈利酒吧，老板用香槟加樱桃白兰地调成的美酒款待我们。哈利悄悄告诉我们：“一定要用最烂的樱桃白兰地来调，味道才对。”我们手上这杯就是。

在此之前，我跟这位老板只在猎场上见过面。这会儿他身穿绿背心、白外套，感觉有点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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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八月二十二日——乘贡多拉到圣洛可（San Rocco）教堂，丁托列多的《耶稣受难像》（Crucifuxion）让我震慑不已，我已经忘了这幅画。有列宁签名的旧访客名录收走了。在丽都岛时，微风扬起；海水荡漾、沁凉，不见任何杂物。


我们乘车到马康坦塔（Malcontenta）喝茶，它位于一条跨越泻湖的新公路旁，泻湖则挨在铁路边。虽然每本介绍帕拉迪奥的书都会提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兰兹伯格在九年前发现这里的时候，它简直是一栋废墟，没窗、没门，只是个储藏农产品的仓库。兰兹伯格把它改造成一处宜人的住所。大厅和客房的比例之完美，宛如一首数学韵诗。换作别人，一定会把它漆得金碧辉煌，然后堆满所谓的意大利家具和古董商垃圾。可是兰兹伯格却只用了当地生产的普通木材加以装潢。整栋建筑除了蜡烛之外，没有一样是“有历史”的，而之所以用蜡烛，纯粹是因为没电使然。

在外观上，有人对房子侧面的设计有意见，也有人喜欢批评它的背面。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无可挑剔的。它代表了一种典范，一个标准。你可以分析它——再不可能比它更层次分明的了——却不能质疑它。我和黛安站在门廊下的草地上，看着落日余晖将设计上的每个层次映照得更为澄澈动人。能在这栋代表欧洲人智慧结晶的建筑物前向欧洲道别，真是再完美不过了。黛安说：“人不应该远离文明。”她知道自己站在理字上。我陷入郁闷的情绪。


屋内，蜡烛已经燃亮，利法尔独自舞着。回程路上风雨交加。拨好闹钟，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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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号”，八月二十六日——身材魁梧、蓄着胡须的船夫，依约在清晨五点来接我。所有的城镇在黎明时分都一样，即使是牛津街，当它空无一人的时候，也有一些美感，此刻的威尼斯显得没那么目不暇给、难以消受。给我一个罗斯金当年初眼乍见、没有任何铁路的威尼斯；要不就给我一艘快艇和举世的财富。真人博物馆实在可怕，例如荷兰外海那些依然穿着传统服饰的岛屿。


这艘船自的港（Trieste）启航之际，首次出现在《旧约》中的景象仿佛又重演了。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正要往赴巴勒斯坦。这厢是一位年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他那正宗的鬈发和小圆礼帽，是他每个年满八岁以上的门徒的标准打扮；另一边，是一群穿着光鲜海滩服的孩子，借着歌声来压抑他们的情绪。群众挤在船下目送他们离去。随着船只缓缓开动，大伙暂时忘却了失踪的行李或被别人占去的位子。拉比跟扈从的长老们突然无力而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孩子们唱着庄严的圣歌，以凯旋般的节奏反复高诵着耶路撒冷。岸上的群众也跟着唱和，一路随送到码头尽端，然后站在那儿直到船只消失在地平线上。这时，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侍从长拉尔夫•斯托克利也赶抵码头，却发现船已经开了。他气急败坏的表情和赶搭快艇自后追赶的插曲，化解了紧绷的气氛。


一阵北风在碧蓝的海面泛起白色浪花，也让船舱下那些精力充沛的犹太人安静了下来。昨天我们驶过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那熟悉的海岸看似荒芜、没有人烟，但在晚霞的映照下却显得秀丽无比。我们从希腊的西南角转向东行，经过卡拉马塔（Kalamata）海湾，来到马塔潘岬（Cape Matapan），上次我看到这座海岬，是从塔泰图斯（Taygetus）山往下眺望，在远方海水的衬托下，宛如地图上的一角。此刻，岸上向阳面的岩石映着夺目的金光，阴影面则似罩着雾般的蓝纱。夕阳西沉，希腊的轮廓逐渐模糊，欧洲最南端的灯塔开始闪烁。绕过这个海角，我们进入了下一个海湾，这里是万家灯火的吉海恩（Gytheion）。


斯托克利谈起有关他上司的一则轶闻。他的上司在波尔战争中双腿中弹，在原地躺了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才获救。当时腿部中弹的人很多，因为波尔人的瞄准点很低。有些人不幸阵亡，秃鹰立刻集结在他们四周。只要受伤者还能动，不管多么吃力，秃鹰都不会近身。一旦他们无法动弹，眼睛就会被活活啄出。斯托克利的上司曾向他描述过当时眼看着秃鹰就在几英尺之外盘旋、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情。


今晨，圣托里尼的双峰划破火红的黎明。罗德岛就在眼前。明天中午我们将抵达塞浦路斯。在那里我有一星期属于自己的时间，等候木炭车队于九月六日抵达贝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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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凯瑞尼亚，八月二十九日——这座岛屿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给人某种心理负担。在尼科西亚，新的政府大厦取代了在一九三一年暴动中遭到摧毁的旧大楼。大厦外置有一门加农炮，那是一五二七年英王亨利八世送给耶路撒冷的圣约翰修会的礼物。炮上镌有都铎王朝的纹徽。但是一九二八年为纪念英国统治五十周年所铸造的纪念币上，采用的却是狮心王理查的徽饰，他于一一九一年征服此岛，并在此完婚。我在拉纳卡上岸。公元四十五年，保罗与巴纳巴斯曾在几英里外登陆。拉撒路斯长眠于拉纳卡。肯恩主教的两个侄儿伊恩和威廉也埋骨在此，他们分别死于一六九三年及一七七年。关于塞浦路斯的最早记载，首见于公元前一四五年的一则埃及人的记录。公元十二世纪末，吕济尼昂家族的统治与璀璨文化使它名扬四海：许多背景迥异的作家争相为其国王彼得一世撰写专书，包括薄伽丘和圣阿奎那。一四八九年，凯瑟琳•科纳罗王后将王权交给了威尼斯人，八十年后，最后一任威尼斯指挥官遭到土耳其人活活剥皮的酷刑。接着是三百年默默无闻的岁月，直到柏林条约将它租借给英国。一九一四年，英国正式将之并入版图。

这里的景观较接近亚洲，不似其他希腊岛屿。地面因冲刷而泛白，仅偶一可见的葡萄园或黑色棕褐色的山羊，能为这单调贫乏的景色增添些许颜色。连接拉纳卡到尼科西亚的是一条干净的柏油路，两旁植满了木麻黄与丝柏。但强风使树木长不高，每天下午都会由海上吹来又强又热的疾风，推动附近无数具风车。这些薄铁片构成的骨架矗立在城郊的树丛中，它们集体发出的嘎嘎声构成岛上主要的声乐。远处山峦绵延不断。极目所见皆笼罩在一种特殊的青紫色光芒中，使四周的景物显得益发清晰，每一只漫步的山羊，每一株角豆树，在白垩土的衬托下，都是那么的突出，仿佛是自立体镜头中看出去的画面。

从纯欣赏的角度，这里的确很美，但要实际在这里生活，却是极为艰苦。这里连花也很少见，目前的季节里只有一种小日光兰，颜色是“灰色”的，其枝叶摇动时宛如摆动的幽灵，希腊人称之为“蜡烛花”。山峦的北面，介于尼科西亚与海岸之间的土地，就比较适于人居。这里的土壤是红色的，看来较为肥沃，山上的梯田种着角豆树。我经过时正是收割旺季，壮丁负责用长杆子打下果实，妇女把豆子装入袋中，再用驴子驮走。角豆主要供出口制成牛饲料。它的外观像干硬的香蕉，吃起来，我觉得像含有葡萄糖的门垫。

我去拜访尼科西亚总主教，请他写一封介绍信给基提的教士。他的侍从十分冷漠，因为该教会正带头反英，他们也无从知道我曾在英国的报纸上为他们的立场辩护。不过总主教本人虽然年高耳聋，却似乎很高兴有客人来访，并命秘书缮打信件。打好后，属下拿来一支已经沾好红墨水的笔，他依据五世纪时罗马皇帝芝诺赋予的特权，签下了“+Cyril of Cyprus”（塞浦路斯领主）。这项特权后来一直遭到该岛的俗世总督僭夺。土耳其总督这么做是为了激怒当地居民，英国总督则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头衔。


今晨，我去贝拉帕斯（Bella Paese）看那里的修道院。我的司机顺道去探望住在附近村子的未婚妻。她和她的婶婶准备了咖啡和核桃蜜饯供我品尝。我们坐在阳台上，在一盆盆罗勒和康乃馨的簇拥下，望着下方的村落屋宇和远方的海洋。婶婶的儿子才两岁，不断推着椅子，口中高喊：“我是汽船，我是汽车。”等到真正的汽车载着我离去后，他失望得嚎啕大哭，直到山下都还听得到。


下午在城堡附近，有人指了一位头戴白帽、胡须斑白的绅士，告诉我那是杰弗里先生。由于他负责保管岛上的文物，我便主动上前自我介绍。他的态度十分保留。为改善气氛，我提到他写过一本有关凯瑞尼亚围城史的书。他回说：“我写过很多东西，没办法都记在脑子里。不过，你知道吗，有时候再翻开来看看，我发现它们都还‘蛮有趣的’。”

我们继续走向城堡，看到一群囚犯正在努力地胡乱挖掘。我们出现时，他们已放下铲子，脱掉衣服，从边门跑出去，跳进海里，进行他们的午泳。杰弗里先生说：“很快活的日子。他们只有想休息的时候才来这里。”他拿出一张十三世纪的地基平面图，这些地基就是这些囚犯们挖掘出来的。他解说得口干舌燥，于是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喝水。“水最糟糕的一点，”他说，“就是让人觉得好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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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尼亚，八月三十日——我骑着一匹巧克力色、耳朵足足有十八英寸长的驴子，往位于山上的圣希拉利恩堡（St.Hilarion’s Castle）走去。我们把驴子和它的同伴，一只灰毛骡，一起拴在城墙上。灰骡背的是一只巨大的希腊双耳瓶，内装冷水，上覆角豆叶。陡峭的道路和阶梯带领我们穿梭于礼拜堂、厅房、水池与城楼之间，最后来到最高点的平台和建于台上的瞭望塔。在银光闪闪的悬崖峭壁及长不高的绿绒松树之下，山势陡降三千英尺，直达沿海平原。平原上一望无际的暗红土色，点缀着无数的小树丛和它们的影子。在六十英里外碧蓝大海的另一边，隐约可见到小亚细亚及托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轮廓。有如此壮丽的景色为伴，就算是遭到围攻，也足堪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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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西亚（五百英尺高），八月三十一日——“因故须延后一周定十四日抵贝城已知会克里斯多夫停驶非设备之过。”

于是我又多出一周时间。我打算去耶路撒冷。“设备”（plant），我想是指以木炭为燃料的装置。想到字字千金的电报费用，我猜一定是该装置出了问题。否则，何必多此一举地加以否认呢？


多年前，在希腊驻伦敦公使馆里，有人介绍我认识一位身着长袍、神情紧张的年轻人，他的手里拿一杯柠檬汁。他是亚述教会的主教长马席孟阁下，此刻他正流亡塞浦路斯，于是我利用今天早上到新月饭店（Crescent Hotel）拜访他。出现在我眼前的他，体格结实，蓄着胡须，身着法兰绒长裤，操着英国大学出身者特有的腔调（他是剑桥毕业的）跟我打招呼。我向他表示慰问，他则提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我曾向法兰西斯•韩福瑞爵士表示，巴格达的报纸几个月来一直在宣传要对我们发动圣战。我问他能否保证我们的安全，他说可以，种种等等。四个月前他们把我关进牢里，尽管大家都知道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但他依然毫无动作。离开这里以后，我打算到日内瓦去陈情，种种等等。他们不顾我的抗议，硬用飞机把我送出来，但我可怜的子民怎么办，被强暴、被机关枪扫，种种等等，我不知道。”种种等等。

这是英国外交政策背叛史上的又一案例。它有终结的一天吗？亚述人固然不易于驾驭，但马席孟想要表达的是，英国当局明明知道，或是有足够的管道可以知道，伊拉克人打着什么算盘，但是却未采取任何行动以防患未然。我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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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马哥斯塔（Famagusta），九月二日——此地有两个城镇：希腊人居住的瓦洛夏（Varosha）和土耳其人居住的法马哥斯塔。中间连接着英国人居住的郊区，里面有政府办公室、英国俱乐部、一座公共花园、无数的别墅和我下榻的萨伏依饭店（Savoy Hotel）。法马哥斯塔是旧城，城墙紧挨着港口。



如果塞浦路斯属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那么今天造访法马哥斯塔的观光船只就会像驶往罗德岛那般络绎不绝。在英国统治之下，那种刻意的非利士人作风令游客裹足不前。哥特式的内城依然被城墙紧密包围着。任何人均可任意搭盖新屋来破坏内城的景观；新建物的肮脏污秽更甚于老房子；教堂被贫户占据；居民在碉堡上四处大小便；连城寨都被改成公共工程局的木工厂；想要进入宫殿非得穿过警察局才到得了——凡此种种均显示英国的统治尽管欠缺艺术修养，但至少不会把整座城市弄成像博物馆般死气沉沉。没有导游、推销风景明信片的小贩和其他靠游客维生之人，也是此地的优点之一。然而，两座城镇加在一起，能够说出每座教堂名称的，居然只有一位希腊裔的男教师，可是他的个性极为腼腆，连正常的交谈都办不到；而杰弗里先生所写的那本可以让游客了解本地历史与地理的著作，得到四十英里外的尼科西亚才买得到；除了大教堂之外，其他教堂总是大门深锁，至于钥匙，就算追踪得到它们的下落，也是由不同的官员、教士或获准使用的家庭所保管，而这些人通常不住在法马哥斯塔，而是住在瓦洛夏；如此待客之道连我都觉得太过分了，尽管我略通希腊文——这是大多数观光客没有的能力——又花了三个整天的时间，却还是完成不了一趟建筑之旅。这种漠不关心的现象本身，对有心研究大英国协的学者可能是个有趣的主题。但这种趣味不足以吸引一船船高消费力的观光客。对他们而言，这里只有一处值得一游的景点：奥赛罗之塔。那是个荒谬的传说，而且是在英国占领之后才出现的。然而不但出租车司机言之凿凿，连政府都在塔上挂了一个牌子，好像它是一个“茶水间”或“男厕所”。它是政府或任何人唯一能提供的指标。


我站在马丁宁戈（Martinengo）碉堡上，这是一座巨大的土垒，石块砌的墙面，外环以由岩壁凿就的护城河，深达四十英尺，海水一度可直接流进来。两条地下马车道如肠子般蜿蜒于这座山形堡寨的内部，然后从我的脚下突出。碉堡往左右两边延伸成包围全城的胸墙，中间穿插着一座座粗大的圆塔。前方是一片荒地，一名身着灯笼裤的土耳其人正领着一群骆驼穿越其间。两名土耳其妇女占据了一小块洼地，她们正在无花果树下烹煮食物。城镇在他们的身后展开，各式各样的小屋混杂在一起，有的是土造的，有的是盗取古迹石材建成的，也有些新砌的红顶白墙小屋。没有任何规划，也没考虑过优美舒适之类的问题。棕榈树夹杂在房舍之间，四周环绕着公共菜园。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在繁复的雕饰与飞扶壁的簇拥下，耸立于这团混乱当中，它的橙黄色石材，划破了由碧海蓝天构成的统一色调。沿着左边的海岸线下去，是一条淡紫色的山脉。有一艘船正离开港口朝山脉驶去。一辆牛车出现在我的脚下。那队骆驼躺了下来。一位粉红洋装、阔边软帽的女士，正站在邻塔的塔顶，深情凝望着尼科西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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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纳卡，九月三日——这里的旅馆不够水准。其他地方的旅馆都很干净、整洁，而且最重要的是，便宜。这里的东西也不好吃；不过即使被英国人占领，希腊的烹调技术也没因而变得更糟。有些葡萄酒倒不错，水质也甜。


我开车到八英里外的基提。那里的教士和执事人员都穿着灯笼裤和长筒靴，他们以谨慎的态度接下总主教的信函。他们领我进教堂，教堂内的镶嵌画美不胜收，其技法在我看来应属十世纪，但有些人认为那是六世纪的作品。圣母玛利亚的袍子是深紫色，几近于木炭的色泽。她旁边的天使则穿着白、灰及暗黄色的打折衣衫；他们的炫丽翅膀呼应着手中所拿的绿球。脸部及手脚所使用的嵌块比其他部分小。整体的构图极富韵律。由于人物的尺寸不会超过真人大小，加上教堂又相当低矮，因此可以凑近到只隔十英尺的距离细细欣赏拱顶上的这幅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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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华盛顿号”，九月四日——我看到克里斯多夫站在码头，脸上的胡子已五天未刮，虽不服帖，但还相当整洁。他没有接到木炭车队的任何讯息，但对耶路撒冷之行倒是十分期待。


船上有九百名乘客。克里斯多夫带我参观了三等舱。如果这里面关的是动物，肯定会有热心的英国人去向皇家保护动物协会（R.S.P.C.A.）检举。不过三等舱的票价低廉；至于那些犹太乘客，大家都知道他们并不是负担不起更高的票价，而只是不想要。头等舱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跟一位法国律师同房，他的瓶瓶罐罐和服饰行头把房里堆得水泄不通。他跟我大谈英国各地的教堂。德伦大教堂值得一看。“至于其他的，老兄，根本只有铅管工的水准。”


晚餐时，我发现邻座是个英国人，我问候他一路可好，想借此打开话匣子。

他回答说：“很好，我们一路都很顺利。神恩一直眷顾着我们。”

一名面带倦容的妇人，拉着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经过我们面前。我说：“看到带小孩旅行的妇女，我总是为她们感到难过。”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对我而言，孩子就像阳光般闪耀。”

后来我看到这位仁兄坐在凉椅上读着《圣经》。他就是新教徒所谓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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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二千八百英尺高），九月六日——一个尼加拉瓜麻风病患者在任何英国托管地港务局所受到的待遇，可能都比我们昨天的遭遇要好。他们于清晨五点登船。在排了两小时的长龙之后，他们问我，你没有签证怎么能上岸，更何况你的护照上连准许前往巴勒斯坦的批文都没有。我说签证我可以花钱买，并向他解释这种批文制度只是我们外交部不正直行为的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之一，跟护照是否有效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时候，另一个多事者发现我去过俄罗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去？噢，是去玩吗？好不好玩？这次又要去哪里？去阿富汗？干吗？又是去玩，真的。他一定认为，我正在进行环游世界之旅。后来克里斯多夫的外交签证吸引了他们全体的注意力，结果竟忘记给他一张登陆卡。

有一群人吵嚷不休地堵在舱门口。从外表上，我们可以在犹太人中间看到全世界最有教养和最粗鲁的代表。这群人正是最粗鲁的那种。他们推挤、尖叫、怒目而视，而且浑身恶臭。有个男子已苦等了五小时，忍不住哭了起来。眼看着犹太拉比也无法令他平静下来，克里斯多夫便从酒吧窗口递给他一杯威士忌加苏打。他不肯接受。我们的行李被一件件移到小船上，我跟着上了小船。不过克里斯多夫得回去拿登陆卡。当我们通过构成雅法（Jaffa）“港”的暗礁区时，碰上了汹涌起伏的波涛。我扶着一位晕船的妇女。她的丈夫一边忙着照顾小孩，另一只手还得捧着一盆长得很高的婆婆纳属植物。

“请往上走！”汗流浃背、乱成一团的群众分作两行。半小时后我终于见到医生。他抱歉耽搁了一点时间，未做检查便给我一张体检证明。回到楼下，船夫向我们收钱。我们两个人加行李一共是一镑二先令。“你写书吗？”海关人员问我，好像嗅出我是某个身怀应税猥亵作品的作家。我说我不是那个拜伦爵士，请他继续他的查验工作。最后我们找到一辆车，我们放下车篷以示对圣地的敬意，然后启程前往耶路撒冷。


大卫王大饭店（The King David Hotel）是上海以西全亚洲唯一的一家好旅馆。我们珍惜住在里面的每一刻。饭店的整体装潢和谐而简洁，几近朴素。但是挂在大厅里的这则告示给人的感觉却非如此：

耶路撒冷大卫王大饭店内部装潢告示


我们希望借着重现古代犹太建筑风格，来唤起对大卫王那个辉煌时代的记忆。

由于完全忠实的重建并不可行，于是设计师尝试自不同的犹太传统风格中，截取适合现代口味者。

门厅：大卫王时期（受亚述人影响）

大厅：大卫王时期（受西台人影响）

阅览室：所罗门王时期

酒吧：所罗门王时期

餐厅：希腊——叙利亚风格

宴会厅：腓尼基风格（受亚述人影响），等等。


G.A.胡契米德

瑞士工艺美术协会装潢师

日内瓦
耶路撒冷景观之秀丽可媲美托莱多。整座城市坐落在深谷之上一块由雉堞城墙包绕的岩质台地上，群山环拥，处处可见巨大的圆顶与高塔。一直到远方的摩押山丘（hills of Moab）为止，这一带的等高线分布就和自然地理地图上的如出一辙，一圈圈的曲线非常有规则地沿着山坡循序而上，在陡峭的山谷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土地与岩石反射出火蛋白石般的光芒。如此的都市设计，无论是刻意安排或无心插柳的结果，均称得上是艺术杰作。

仔细看去，这里有许多连托莱多都无可比拟的地方，像是陡峻弯曲、铺有鹅卵石宽面台阶的狭窄街道，即使只有一匹骆驼从中经过，也得像巴士驶进英国小巷那般大费周章。从日出到日落，在熙来攘往的大卫王街上，放眼望去仍是一片“东方”景象，尚未遭到西服及角框眼镜的流风所影响。这边有沙漠阿拉伯人，蓄着零乱的小胡子，穿着他那镶有金线的宽大骆驼毛袍子四处游走；有脸上刺青的阿拉伯妇人，一身绣花服饰，头顶着篮子；有伊斯兰教士，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毡帽上缠着雪白的头巾；有正统犹太人，鬈发、小圆帽及黑色罩袍；有希腊正教的教士和僧侣，长须、梳髻，戴着烟囱形的高帽；还有来自埃及、阿比西尼亚和亚美尼亚的教士和僧侣们；穿棕色袍子、戴白色遮阳帽的是拉丁神父；伯利恒（Bethlehem）妇人白色面纱下向后斜梳的发式，据说是诺曼（Norman）王国的遗风；在这习以为常的景观中，偶尔会出现穿着西装棉衫、身背相机的观光客。

然而耶路撒冷不只是景色出众，也不仅是诸多东方城市的翻版。这里或许肮脏污秽，却见不到砖头、灰泥，也没有崩塌或褪色的颓象。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石造的，一种宛如乳酪般的白色石材，光洁亮丽，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层次丰富的温润金光。这里没有神秘浪漫的气息。一切都是开放而和谐。幼年时期深植于脑海中有关历史与信仰的种种联想，在身历其境的这一刹那，一一消解。自然流露的信仰，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哀歌，以及回教信徒对圣岩的膜拜，在在皆使得此地的氛围不带有一丝神秘气息。那是真情的表露，迷信般的崇敬仪式或许有助于维系信仰，但信仰本身并不需要迷信。它的慈悲是赐予百夫长而非教士僧侣的。只见百夫长们又来了。这回他们穿着短裤，戴着遮阳帽，交谈时操的是约克郡口音。


如此明亮耀眼的环境，让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显得更加寒碜。它的晦暗更甚实际，它的建筑更显简陋，对它的崇拜也益发低降。来此的访客总是在心中交战不已。装作无动于衷，未免傲慢自大；故示虔诚，又有虚伪之嫌。真是左右为难。不过我躲过了这场困难的抉择。我在入口处碰到一位朋友，他教会我怎样适应这座圣地。

我的朋友是个身穿黑袍的僧侣，短须长发，头戴圆筒高帽。

“幸会，”我用希腊语说，“你是从阿索斯山来的吧？”

“不错，”他回答道，“我来自多契亚理欧（Docheiariou）修道院。我叫加布里尔。”

“你是亚理斯塔修斯的兄弟吗？”

“是的。”

“亚理斯塔修斯已经过世了吗？”

“是的。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提过亚理斯塔修斯。他是阿索斯山众修道院中最富有的瓦托匹迪（Vatopedi）修道院的僧侣。当我们在圣山上经过五星期的长途跋涉，终于饥寒交迫地抵达瓦托匹迪时，照顾我们的正是亚理斯塔修斯。他曾在英国游艇上当过仆人。每天早上他都会问我们：“先生，您今天打算几点钟用午餐？”他年轻、勤快、实际，完全不适合修道这一行，而且他下定决心如果能存够钱，就要移民到美国。他讨厌那些年长的僧侣，他们总是百般羞辱他。

在我们造访后的一两年，有一天，他弄到一把左轮枪，然后对那些老爱欺侮人的老家伙开了几枪。传说是这样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后来举枪自尽了。从外表上看，再没比亚理斯塔修斯更神志清醒的人，不过当地社群都觉得这起悲剧是一大耻辱，没有人愿意提它。

“亚理斯塔修斯脑袋开花了。”加布里尔一面说，一面轻敲着自己的头。我知道加布里尔对修士这一行甚为满意——因为亚理斯塔修斯告诉过我——他认为自己兄弟的暴力行为只能归因于精神错乱。他接着改变话题，问道：“这是你第一次来耶路撒冷吗？”

“我们是今天早上到的。”

“我可以带你们四处逛逛。昨天我已经去过圣墓。明天十一点还要再去。请这边走。”

我们进入一个宽阔的圆形房间，有一般教堂那么高，一圈粗大的柱子撑起浅浅的圆顶。空荡荡的地板中央立着神龛，这是一座迷你教堂，看似旧式的火车引擎。

加布里尔问：“你上次到阿索斯山是什么时候？”

“一九二七年。”

“我记起来了。你到过多契亚理欧。”

“是的。请问我的朋友希尼西欧斯近来可好？”

“很不错。可惜他还太年轻，当不上长老。请进来这里。”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大理石小室，内部的雕刻是土耳其巴洛克风格。三名跪立在地的方济会修土阻住通往内殿的通道。

“你在多契亚理欧还认识哪些人？”

“我认识法兰克福。他还好吧？”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希尼西欧斯的猫。”

“哦，他的猫……别管那几个人；他们是天主教的。那是只黑猫——”

“对，而且活蹦乱跳的。”

“我知道。我们到了。小心头。”

加布里尔越过那群方济会修士，仿佛他们是一堆杂草，然后屈身走进一个三英尺高的洞穴。我跟着进去。内殿约七平方英尺。一块低矮的石板上，跪着一名进入冥思境界的法国妇人。她身旁站着另一位希腊僧侣。

加布里尔对他的同道说：“这位先生到过阿索斯山。”对方伸手越过那名法国妇人与我交握。“他六年前去过，而且还记得希尼西欧斯的猫。……这就是圣墓。”——他指着那片石板——“我明天整天都在这里。你一定要来看我。这里面有点挤，对不对？我们出去吧。我再带你们到其他地方看看。这块红色石头是当年清洗尸身的地方。有四盏灯是希腊教会的，其他是天主教和亚美尼亚的。髑髅地（Calvary）在楼上，请你的朋友上来。这边属于希腊正教，那边是天主教的。不过这些是希腊祭坛前的天主教，因为髑髅地在这里。你看那十字架上的铭刻。上面镶的是真钻石，是俄国沙皇奉献的。再看这座圣像。天主教徒常奉献这些东西给她。”

只见加布里尔指着一个玻璃盒子。里面是一尊圣母玛利亚的蜡像，上面挂满链子、手表、坠饰，足可媲美当铺的摆设。

我故意告诉加布里尔：“我朋友是个天主教徒。”

“噢，是吗？那你呢？是新教徒？还是什么都不信？”

“我想既然在这里，就应该信希腊正教。”

“我会告诉上帝的。看到那两个洞没？当年他们把耶稣放进洞里，一边一脚。”

“这在圣经中提到过吗？”

“圣经中当然有记录。这个洞穴是耶稣头骨的所在地。地震震裂石块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住在萨摩斯（Samos）的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如今只剩在美国的一个兄弟，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姐妹，跟我三个。那边是尼哥德慕的墓，那是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墓。”

“那两个小墓又是谁的？”

“里面葬的是亚马利太人约瑟的孩子。”

“我还以为亚马利太人约瑟葬在英格兰。”

加布里尔笑而不语，仿佛是说：“骗乡下人吧。”

接着他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驾临耶路撒冷时，先知前往迎接的画像。我忘了是哪个先知。”

“亚历山大真的来过耶路撒冷？”

“当然。我绝对不会骗你。”

“对不起，我以为那只是传说。”

我们终于重见天日。

“如果你后天来看我，就会看到我再度出墓。我要在圣墓中过夜，早上十一点出墓。”

“可是你不会想睡觉吗？”

“不会。我不爱睡觉。”



其他的圣地遗迹还包括哭墙（Weeping Wall）及圣岩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来此悼谒的犹太人，或是对着圣经频频点头哀鸣，或是使劲把头挤进庞大的石墙罅隙中，他们不比圣墓中的信徒更吸引人。但至少这里阳光普照，光明耀眼，而哭墙本身也可媲美印加文明的城墙。圣岩圆顶寺遮蔽了下方的悬崖峭壁，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从这里升天的。听了这么多对耶路撒冷的赞颂之词，如今我们总算来到一处令它名不虚传的古迹。这里的白色大理石平台，面积广达数英亩，可眺望城墙及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从不同方向经过拱门开道的八层阶梯，便可爬上平台。平台中央有一座与四周空间不成比例的低矮八角形建筑物，上面镶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瓷砖，八角形建筑物上是用蓝色瓷砖围成鼓座，宽度只有八角形的三分之一。鼓座上是一个略呈球状的圆顶，覆满古老的炫目镀金。旁边还有一座由列柱支撑的八角亭，仿佛是大八角形的小孩，亭下有一方泉水。圆顶寺的内部看得出希腊的影子：例如大理石列柱和拜占庭风格的柱头，金色马赛克的圆顶，加上阿拉伯式的旋转图纹，这一定是希腊工匠的杰作。锻铁屏幕则是基督教留下的遗迹，当年十字军曾将此地改为教堂。它最初是建于七世纪的一座清真寺，但目前的外观却是上千年累积的成果。就在最近，拜占庭式的柱头才刚重新涂上过于耀眼的金粉。过些时候，色泽会自然一点。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座清真寺时，已过了开放时间，但是从大卫王街底的入口处望进去，仍可略窥一二。一名阿拉伯人突然挡在我们前面，开始述说起来。我说我现在只想“看一看”这座寺庙，明天再听解说；可不可以请他行行好让开一点？他回答说：“我是阿拉伯人，爱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这是我的清真寺，不是你的。”阿拉伯人这样的待客之道真是不敢恭维。


当天傍晚我们前往伯利恒。抵达时天色已晚，感受不出大教堂那一排排列柱有多壮观。这里的导游简直比圣墓那里的更让人厌烦。我留下克里斯多夫一人参观马槽，或是其他导游想介绍的地方。

***

耶路撒冷，九月七日——我坐在圣岩圆顶寺庭园中的橄榄树下，有个阿拉伯男孩跑来一块乘凉，一面大声朗诵课文，听起来是英文课文。“海湾和孩价，海湾和孩价，海湾和孩价。”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

我打断他说：“是海岬不是孩价，你的重音不对。”

他改变念法，但终究还是不正确。“海湾和海——价，海湾和海——价，海湾和海——价……”他说他的美劳成绩是全班第一，将来想到开罗去学画，当个艺术家。


斯托克利昨晚请吃饭，席间与两位阿拉伯宾客倒是很谈得来。其中之一过去曾在土耳其外交部工作，认识凯末尔担任领事，被萨黑萨黑（Maurice Sarrail），法国将领，萨罗尼加战线的指挥官。驱逐到土伦——其实没有必要如此麻烦，因为那里距土耳其边界这么近，害得他平白损失了所有的家具和家当。话题又转到犹太领袖阿洛索若夫（Arlosorov）身上，他与妻子一起在雅法的海滩上散步时遭射杀。凶手据说是犹太修正主义分子，这个极端党派想要赶走英国人，建立犹太国。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一旦英国人走后，阿拉伯人会允许任何一个犹太人存在多久。


今晨，我们应巴勒斯坦犹太人机构的主要演出者约书亚•戈登（Joshua Gordon）先生之邀，到特拉维夫（Tel Aviv）作客。在其办公厅里，克里斯多夫因为其父的关系颇受礼遇。厅内墙上挂着犹太复国主义诸使徒的画像：贝尔福、山缪尔、艾伦比、爱因斯坦和瑞丁。此外还有一幅地图，按照年代一一重现这个地方如何从仅有三千居民的困苦乌托邦演变成拥有七万民众的兴旺小区的过程。在巴勒斯坦饭店吃着雅法猪脚，我用阿拉伯人的论点来试探戈登先生。他嗤之以鼻。他说政府已经设立委员会来照顾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结果只找到数百人。此外，外约旦区（Transjordania）的阿拉伯人也恳求犹太人到那里去开发他们的国家。

我问道，为了将来的和平着想，安抚阿拉伯人就算会造成本身的不便，难道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好处。戈登先生说没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唯一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是共同反对英国人，但犹太领袖不会赞成这一点。“如果国家想要发展，阿拉伯人就一定得受苦，因为他们不喜欢进步。这就是结论，没什么好说的。”近来，这些沙漠子民已听过够多的争辩。我觉得谈谈他们不断扩大的预算——那是目前世上唯一有增加的——并恭喜犹太人，会让大家心情愉快些。意大利人是戈登先生的另一个痛。不久前，他和其他人想在英国和巴勒斯坦之间开辟一条航线，使邮件不必借由意大利船只运送。后来因得不到英方合作而作罢。意大利人向所有巴勒斯坦人提供罗马的免费就学，还有减价优待的船票。虽然每年只有大约两百人前去，但戈登先生只要想起任何人有意到伦敦留学，即使是自费都会遭遇到种种困难，就满腹牢骚。



参观过橘色地带（orange belt）和歌剧院后，我们去洗海边游泳。突然，我们看到“意大利号”上的阿伦森先生从海滩的拥挤人群中走了出来。“嗨，嗨，你们也在这里？每年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都死气沉沉的吧？不过我明天会去。再见。”


如果特拉维夫在俄国，全世界都会为它的规划建筑、和乐安详、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充满朝气的精神赞誉不已。但此地跟俄国不同的是，这一切不是有待追求的目标，而是既成的事实。

***

耶路撒冷，九月十日——昨日我们与基许（Kish）上校共进午餐。克里斯多夫率先走进餐厅。基许上校欠身让我先行，还说：“我看得出来，你是马克•赛克斯爵士的公子。”之所以会有这种误会，我们猜，是因为他相信没有一个出身这种家族的英国人会留着一脸胡子。进餐时，主人告诉我们，费瑟国王已于瑞士逝世。墙上挂着一幅很不错的耶路撒冷图，是鲁宾（Rubin）所绘，戈登先生很希望我们在特拉维夫时能去拜访他，可惜他不在。


我到旅馆对面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游泳。要进去必须付二先令，还得经过体检，然后在一堆毛茸茸、有大蒜味的盆栽间更衣，最后是冲热水澡和一场激烈的言语冲突，因为我拒绝用杀菌肥皂擦身。我终于来到池边，才游了几码，就被体育教练正在指导的水球比赛打断。起身时，身上浓浓的消毒药水味，逼得我不得不赶回去洗个澡，才能外出晚餐。


我们与高级专员一同用餐，实在再高兴不过。席间没有那些很适于大型宴会却会让小型聚会分外尴尬的繁文缛节。事实上，要不是有阿拉伯仆人在，我们简直就像是在英国的乡间宅邸进餐。彼拉多当年是否也曾让他的宾客想起意大利的乡绅？


我们回去时，饭店正在举行舞会。克里斯多夫在酒吧里遇到同学，对方请他看在母校的分上，把胡子剃掉。“我的意思是，赛克斯，你铁定知道，不，我不想那么说，哦，我的意思是，别说了，我不想说得太明，老兄你知道，我是说假使我是你，我一定把胡子剃掉，因为别人铁定会认为，你知道的，我是说，不，我真的不想说，我绝对不能，那么说有欠厚道，铁定不厚道，不过如果你真心想知道，是你逼我说的，就是说，别人或许会认为你是个流浪汉，你知道，铁定不会错的。”


大家都上床后，我去了旧城。街道笼罩在雾中，像极了十一月的伦敦。在圣墓教堂中，一场希腊正教的仪式正在墓石上举行，并有俄罗斯村妇组成的唱诗班献唱。她们的歌声改变了一切，现场顿时显得庄严肃穆。此时胡须斑白的主教，头戴镶钻大冠冕，身穿刺绣斗篷，由神龛的门口步入微弱的烛光中。加布里尔也在场，礼拜完毕后，他带我挤进圣器收藏室，跟年高德邵的主教及宝物共饮咖啡。我回家时已三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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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大马士革（Damascus，二千二百英尺高），九月十二日——东方原始的骚攘情景就在眼前。从我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是一条狭窄的碎石路，路上人家烹煮食物的香味，被突然吹来的一阵冷空气打散了。黎明时分，对面清真寺的小叫拜塔上，叫拜人正以高亢奇异的呼喊声提醒祷告的时间到了，远方清真寺的呼喊声也此起彼落，人声开始骚动。小贩的叫卖声和牲口的蹄声很快就会传来。


我很遗憾，必须离开巴勒斯坦。能有幸造访这样的地方实在不虚此行。壮阔的自然景观，名不虚传的首都，加上发达的农业和急速增加的所得，还有值得骄傲的现代本土文化，以及人才辈出的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师，政府则像勤政爱民的庄园领主般照顾他的子民。即使不是犹太人也看得出来，这些成绩应归功于他们。犹太人正不断涌进巴勒斯坦。去年获得移民许可的只有六千人，但实际进入的有一万七千人，多出来的一万一千人是由无法看守的边界偷渡进入。一旦抵达巴勒斯坦，他们就把护照丢弃，如此当局便无法驱逐他们出境。但是他们显然也有生存的本钱。他们有进取心、毅力、一技之长和资金。

但是这片美景却笼罩在阿拉伯人敌意的阴影下。就一个肤浅的旁观者看来，政府似乎对阿拉伯人的忿忿不平曲意迎合，这等于是助长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阿拉伯人却不领情。阿拉伯人痛恨英国人，绝不会放过任何向英国人发泄怒气的机会。我不了解政府为什么如此纵容他们，他们不像印度人那样有肤色可作借口。


昨晚在此地晚餐时，克里斯多夫正在大谈波斯，他发现同桌有人正盯着我们看。突然，他听到对方在用波斯话交谈。他一面回想，一面轻声问我，刚才有没有说出对波斯国王或波斯不敬的内容。我们几乎到了神经紧张、动辄得咎的地步。尼可尔森夫人告诉英国大众，她曾在德黑兰因为买不到橘子酱而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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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九月十三日——乌麦耶清真寺（Omayad Mosque）虽在一八九三年因一场大火而经过大幅翻修，但其历史可追溯到八世纪。它那宏伟的拱廊，其完美的对称比例以及充满回教素朴风格的庄严节奏，足可媲美威尼斯的圣索维诺图书馆（Sansovino Library）。最初，在它朴素的墙面上覆有闪闪发光的镶嵌画。如今有一些还保留着：可谓欧洲传统风景画的最早源头。画中所展现的庞贝式写实风格，列柱宫殿与巉崖包围的城堡，在在显示出这些镶嵌作品不仅是装饰，更是不折不扣的风景画，以树木或河川的流动宣泄内在的种种限制。这些想必是希腊人的作品，而且绝对有资格称得上是格列柯的托雷多风景画的老祖宗。即使到了今天，当阳光映照在外墙的残壁上，我们似乎仍可看见当年那一幕幕取材自阿拉伯故事的神奇画面所反射出的金绿光芒，那份华丽璀璨，仿佛是对漫无边际的枯黄沙漠的一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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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九月十四日——我们跟别人共乘一车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坐在后座的是一位大块头阿拉伯男士，身穿黑底黄条纹的长袍，活像一只大黄蜂，膝上放着一篮蔬菜。前座是个阿拉伯寡妇，也带着一篮蔬菜和一名小男孩。每隔二十分钟她就会探出车窗呕吐一次。有时我们会停下来，碰上没停的时候，她吐出去的东西就会由另一个窗子飞进来。那三个小时真不好过。


邮局送来报道木炭车队出发的剪报。连《泰晤士报》都登了半栏。《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报道说：


昨晚有五名男子自伦敦西区某旅馆出发，展开秘密探险行动。这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浪漫的一次探险。

他们由伦敦前往法国马赛及撒哈拉沙漠，再下去就不太有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为何。

若提早宣布此行，可能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

这五人将驾驶两辆由可携带式瓦斯装置推动的货车，使用的燃料是一般木炭，每隔五六十英里才需要重添燃料。这项新发明此次是首度使用，不过将来很可能普遍运用于所有的道路交通。
发现自己的名字与这种报道连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


如今我们正等候“香波里昂号”（Champollion）的到来，以及船上的汽车和宴会。

***

贝鲁特，九月十六日——我不祥的预感应验了。


天刚破晓时我便登上“香波里昂号”。戈德曼？亨德森？两辆卡车？没有人看到过或听说过他们。好在卢特在船上，他带给我们荒谬而凄惨的消息。

那两辆车在法国的阿布维尔抛锚了。原本可以用汽油继续行驶，但是他们却悄悄驶回英国，等待新发明经过改良后再次出发。预定时间为一个月左右，但这次不会让媒体得知。为免我也回到伦敦，因而使车队失败的消息曝光，他们先派卢特护送我安全进入波斯。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赋予要挟别人的品格及权力。


今天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海上，以平复震惊的情绪。我们也订好周二开往巴格达的奈恩巴士的座位。


奈恩先生傍晚亲自过来小酌，也问到木炭车队的情形。他对于这次的新发明和许多类似的设计相当清楚，对它是否能够成功并不看好，而我们就算再有信心也反驳不了他。他的普尔曼新巴士的照片，已轰动叙利亚全国，预定十一月交车。

***

大马士革，九月十八日——自从我们抵达这一带海边之后，克里斯多夫和我就发现，每样东西的价钱，不论是豪华套房或一瓶汽水，都可以打对折，只要肯开口杀价。我们讨价还价的技巧在巴贝克
巴贝克，黎巴嫩东方的村庄，以该村西北的罗马神殿遗迹闻名。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在该地的卫城进行了一项巨大的工程，包括两座神殿、两座庭院以及由巨石建成的围墙。其中最著名的是朱比特神殿南侧的六根廊柱。找旅馆时应用得挺不错。

“那间房间要四百皮阿斯特？你是说四百？老天爷！走吧！叫车子。三百五？你是说一百五吧。三百？你是聋子，听不清楚吗？我说一百五。不然我们就走了，还有别家旅馆。来，把行李摆回去。我看我们根本不该待在巴贝克。”

“可是，先生，我们是第一流的旅馆。我给你们丰盛的晚餐，五段式套餐。这是我们最好的房间，有浴室，还可以看到废墟，很棒的。”

“老天爷，难道那些废墟是你们的？还要我们付钱？五道菜的晚餐太多了，而且我看浴室也不能用。你还是要三百？减一点吧，一点点。两百五，有进步。我出一百五。我再加到两百。另外那五十你自己掏腰包，好不好？就这样说定，拜托。我会很高兴的。那就两百了？不行？好。（我们跑下楼梯，走出那家旅馆。）再见。什么？我没听清楚。两百。我说嘛。”

“现在，来一杯威士忌，一杯汽水。要多少钱？五十皮阿斯特。要五十。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不管怎么说，你每次威士忌都倒得太多。我只出十五，五十就免谈。别笑，也别走开，我就只要这么多威士忌，不多不少，那只有半杯的量。你说要三十？五十的一半是三十吗？你会不会算算术？对，还有汽水。二十，不，不是二十五，是二十。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的，你知不知道？赶快把瓶子拿来，别再啰嗦。”


在进五段式晚餐时，我们恭维此人的一道美味禽类。

他回答：“这是鹌鹑，先生，我把它们养在小屋子里。”


进入废墟，每人每次要五先令门票。在我们打电话到贝鲁特并获得减价的优惠之后，我们走到对街开始参观。

“要导游吗，先生？”

没有反应。

“导游，先生？”

没有反应。

（开始用法文。）“先生，需要什么吗？”

没有反应。

“您打哪儿来，先生？”

没有反应。

“您要往哪儿去，先生？”

没有反应。

“先生，来此有何贵事吗？”

“没有。”

“那是要到巴格达办事啰，先生？”

“不。”

“到德黑兰办事？”

“不。”

“那，请问先生在做什么？”

“我正在叙利亚旅行。”

“您是海军军官吗？”

“不是。”

“那您是什么？”

“我是个人。”

“什么？”

“人。”

“我知道了，是观光客（Touriste）。”

连法文的“旅行家”（voyageur）这个词都被淘汰了，也难怪，这个词带有褒奖的味道。以往的旅行家是为增长知识见闻而来，当地人也乐于向他们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这种相互欣赏的态度在欧洲早已烟消云散，但至少“观光客”在欧洲已不再是引人侧目的动物，大家已司空见惯，而且十之八九的观光客在旅费之外，没有多少闲钱可花。在这里，观光客仍被另眼相看。如果你是因公务自伦敦到叙利亚，那必然是有钱人。如果你千里迢迢来此却没有正事要办，那就不止是有钱，而是非常富有了。没有人在乎你喜不喜欢这里，或是为什么喜欢或讨厌。你只是一个观光客，就像狗改不了吃屎，是人类中的寄生虫，一身的铜臭味，是供当地人宰割的摇钱树。

在入口的旋转门，还要忍受最后的折磨。一名老者用颤抖的双手写出一张张门票，每张要等上十分钟。拿到票后，我们逃离这些枝微末节的琐事，进入古代遗迹的殿堂。


巴贝克是石材建筑的经典，就工艺语言而言，堪称辉煌灿烂，而在视觉语言上，纽约相形之下可谓小巫见大巫。石头本身是桃色，有金红色纹路，就像伦敦圣马丁教堂的石柱有煤灰色纹路。其质地是大理石，不透明，略呈粉状，像梅子上的粉霜。黎明是最适合参观的时间，仰望六巨柱（Six Columns），只见金粉色光芒与蓝色天空相互争辉，即使是没有任何石柱矗立的空旷基地，在阳光的映照之下，衬托着深紫色的云彩，也别有一番味道。往上看，往上，越过这饱受磨难的肉身，看看那些庞大无比的柱身，再上去是已破损的柱头和如屋舍般大小的上楣，这些全都浮沉在蓝色的穹宇之中。自墙边望去，是一丛丛白枝绿叶的白杨树；再远，可看到沉浸在淡紫、浅红、蓝色和金色微光中的黎巴嫩。沿着山脉望向无边：沙漠，那坚硬而寸草不生的大海。尽情吸取这高爽的空气。用手轻抚石头。如果你拥有它，就向西方告别吧。接着，观光客，请向东转。


废墟关闭时，我们真的向东走去。已是薄暮时分。绅士淑女们三五成群地聚在河边的草地上野餐。有人坐在大理石喷水池旁的椅子上，抽着水烟袋；有人坐在疏落的大树下，点着灯笼吃饭。星星出来了，山坡渐渐暗下来。我感受到回教的平和。如此稀松平常的经验之所以要提出来，是因为在埃及和土耳其现在已看不到这种宁静；至于在印度，回教就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


已经完全印度化了。从某个角度看，事情就是如此，因为任何人或任何体制处于如此强势的大环境下，无法不改变自己来迎合环境。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要说：如果我是在对波斯没有任何认识的情况下前往穆罕默德的印度去旅行，其结果就好比是某个想要考察欧洲上古文化的印度人，却在波罗的海而不是地中海上岸一样。


昨日下午在巴贝克时，克里斯多夫说他很疲倦，接着就上床休息，我们的行程因之延后，一直到天色昏暗才顶着酷寒来到黎巴嫩山顶。到大马士革后，他服下两片奎宁才就寝，睡梦中还是觉得头痛欲裂，甚至梦到自己是一只有角的犀牛，今早醒来时发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幸好危险期已过去。我们取消明天的奈恩巴士订位，另订了周五出发的位子。

***

大马士革，九月二十一日——一名犹太年轻人与我们相谈甚欢。起因是旅馆里有个侍者跟希特勒长得一模一样，当我说起这件趣事时，那名犹太人、旅馆经理和侍者本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卢特和我走过一小片因法国轰炸而荒废的沙地，看到一个算命师正在一盘沙子上画东画西，旁边有个忧心的妇人带着瘦弱的孩子，正等待他解读孩子的命运。附近有另一位算命师，还没有顾客上门，于是我在他面前蹲下。他抓起一些沙放在我手掌上，要我撒在盘子里。然后他在沙上轻轻画出三条象形文字的符号，又仔细研究了一两遍，好像在玩一人牌戏，随后陷入沉思，最后突然画下一道深深的对角线，口中并念念有词，据卢特的翻译——他曾伪装成阿拉伯人在麦加待过九个月，想必翻得十分正确：

“有一个你很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朋友，在几天内会寄给你一些钱，作为此次旅行的开销。以后他还会加入一起同行。你们的旅程会非常成功。”

看来我这要挟人的能耐正兀自在发挥力量。


旅馆主人是阿洛夫先生。他的孩子住在顶楼。有天晚上他带我们到一个密不透风的地窖，里面是一排排的玻璃柜和一个保险箱。他从其中取出以下的宝贝：

一对银质大碗，上面绘有基督信仰的标记及天使报喜图。

一个深蓝色拜占庭玻璃瓶，薄如蛋壳却完好无缺，高约十英寸。

一尊希腊化时期的黄金头像，有分开的双唇，玻璃眼珠，及鲜蓝色的眉毛。

一具放在木箱里的黄金木乃伊。

还有一具九英寸半高的银制小雕像，没有其他文物可以对照，阿洛夫先生说它是西台遗物。如果这件古董是真的，那必属近年来近东最珍贵的发现之一。雕像是一个宽肩窄臀的男子，头戴与身同高的尖帽，左臂已断，右臂弯处夹着一只有角的公牛，手握王笏，腰间则绕着数圈金线。举凡腰带、王笏、牛角牛尾与帽子都是黄金做的，质地极软，阿洛夫先生得意地把王笏弯成直角，然后拉直。不论我如何央求，他坚决不让我拍照。不知道要到哪一天，在什么情况下，这尊雕像始得以重见天日。


周三克里斯多夫可以下床了，罗特带我们去与穆罕默德•巴珊（El Haj Mohammad ibn el Bassam）喝茶。他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者，一身贝都人装扮。他的家族和道蒂曾在欧洲及中东进行漫长的旅程，并在阿拉伯西北部达到其游历高峰。他曾和游牧民族一起在城市和沙漠中生活，并将这些经验记载在《古沙国游记》（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一书中。关系良好，他本人也是阿拉伯费斯（Arabophils）的名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靠着骆驼发了大财，后来却因炒作德国马克损失四万镑。我们在大理石桌旁饮茶，椅子的高度只够让我们的下巴触及桌面。阿拉伯对话的嘈杂，加上各种声音表情，使我联想起丘吉尔的演讲。


阿拉伯人讨厌法国人更甚于英国人。他们虽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但如今已比从前较有礼貌；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知道碰到欧洲人时不要轻易造次。站在旅人的角度，这使大马士革成为一个令人愉悦的都市。

***

伊拉克：巴格达（一百一十五英尺高），九月二十七日——如果这世上还有任何事物能让此地更富吸引力，那肯定是我们这一路上的遭遇。我们搭乘连接在两人座别克汽车后座的双轮拖车前往巴格达。拖车的外形像香蕉，美其名为客车。在我们后面还有一辆巴士，是所有大客车的始祖。由于风沙的关系，车上门窗紧闭，但因饮水箱漏水，到处湿答答的。我们以四十英里的时速在沙漠上奔驰，忍受着烈日曝晒、石头摩擦薄底板时震耳欲聋的声响和五个汗流浃背的同行者令人窒息的气味。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午饭是汽车公司提供的餐盒，盒上标有“带着微笑服务”的字样。如果是我们在这样的地方经营运输业，一定会变成皱着眉头服务。奶油包装纸和蛋壳随风而逝，去污染阿拉伯的乡间了。日落时，我们来到鲁特拜（Rutbah），我曾在一九二九年前往印度途中路过此地用午餐，打从那时开始，由于摩苏尔油管经过的关系，这里已被苦力队伍和营地团团围住。我们在此晚餐，威士忌加苏打每杯要六先令。晚上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月光自车窗照进来；那五个伊拉克人，由穆拉太太领头高歌。我们驶过一列装甲车队，那是护送费瑟国王的兄弟，前国王阿里及阿布杜拉自费瑟丧礼返京的车队。黎明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金色沙漠，而是泥土，无穷无尽的泥土。越接近巴格达，感觉越荒凉。一直十分腼腆的穆拉太太，此时戴上厚厚的黑面罩，掩住了她的风采。男士们拿出便帽。到九点时，我们已可想象自己迷失在艾吉威路（Edgware Road）上的情景，这《一千零一夜》中的都市，以它空旷的街道迎接我们。

遥想当年美索不达米亚曾经多么富足，曾经孕育多少艺术及发明，又曾经对苏美人、塞琉西王朝和萨珊王朝的子民何等厚爱，真令人不胜唏嘘。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便是旭烈兀在十三世纪摧毁了该地的灌溉系统；从那时开始，两河流域始终是一片泥地，


却享受不到泥地唯一的好处：适于蔬菜生长。这里地势平坦，平坦到一只苍鹭单腿立在少见的水渠旁休憩时，看起来都宛如天线那般高耸。由泥土搭建的村落和都市从这片平野上拔立。河流中夹带着稀泥。空气中含有泥土散发的气味。人也是土黄色的，土黄色的衣服，连他们的国民帽，也活像一个正经八百的泥浆派。在这样一处蒙上苍垂怜的地方，有巴格达这样的首都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它隐身于一团泥雾之中；只要气温降到华氏一百一十度（约摄氏四十三度）以下，居民们就开始抱怨天气寒冷，准备要穿起皮裘。如今它唯一名副其实的特产，就是一种要九个月才好得了而且会留下疤痕的疖疮。


克里斯多夫比我还厌恶这个地方，可是却说比起德黑兰，它简直有如天堂。的确，如果我相信他所说的有关波斯的一切，那么我应该把明天即将启程的旅途看成是某种刑罚。其实不然。因为克里斯多夫深爱着波斯。他之所以这么说，就好比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在旁人问起自己的妻子时，会回答贱内还没死——意指他深爱着的貌美配偶情况非常好。



旅馆是亚述人开的，这个悲惨好斗的弱小民族有其温柔多情的一面，他们依然对自身的命运有着朝不保夕的忧虑。他们当中只有一个我会把他当成巴格达人。此人名唤大伍（Daood，即David），年轻力壮，所有驶往德黑兰的汽车票价都被他大肆哄抬，连泰西封拱门都被他说成是“好景色，先生，一流美景”。


这座拱门高一百二十一英尺半，宽八十二英尺。同样是泥造的，却也屹立了十四个世纪。有照片同时照出拱门的两侧以及正面。整体望去，那些烧得不很高明的土砖，颜色倒还漂亮，泛白的浅黄色衬着蓝蓝的天空，由于我们已出了巴格达城，所以天空再度蓝了起来。拱门基座不久前才经过整修，这可能是自它完工以来首度的修缮。

这里的博物馆有警卫驻守，其目的不是为保护乌尔的宝藏，而是为防止参观者靠在展示柜上，从而弄脏了柜上的金属。由于展品中没有比顶针更大的对象，若想看乌尔宝藏只有败兴而归。博物馆的外墙上，挂着费瑟国王纪念葛楚德•贝尔的碑匾。我想费瑟国王应是有意要大众欣赏碑匾上的铭文，于是走上前去读将起来。没想到四名警卫却大声制止并把我拖开。我请教博物馆馆长为何如此。他不客气地说：“如果你有近视，可以特别通融。”再一次，叫人消受不起的阿拉伯待客之道。


晚上我们跟彼得•史卡列一起用餐，其友人华德说起在费瑟丧礼上的一则趣谈。当天天气酷热，有个高大的黑人溜进贵宾席，没多久就被请走。没想到英军总指挥官却抗议说：“可恶，他们把我的树荫赶走了。”


钱正在这儿等着我，那个算命先生料事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