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页 中国同盟会成立

1. 关于“种族革命”
       改良派否认满洲贵族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认为满人、汉人都有好有坏；满洲是中国国土，不是异国；满族早已同化于汉族；满洲入关是中国统治者的更迭，不是中国的灭亡。梁启超批评革命派的排满论是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主张“多从政治上立论，而少从种族上立论”。其结论是满洲政府是“四万万人之政府”，没有推翻的必要，只须监督改良即可。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改良派寄以希望。
       革命派大量揭露清廷所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认为二百六十年来，“满洲之对于汉民也，无一而非虐”；又大量揭露清廷鸦片战争以来与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媚外卖国的种种行为，认为只有坚决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力之异族专制政府”，才能使中国强盛。他们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满洲贵族中的“阴柔派”愚弄汉人的手段，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目的是延长爱新觉罗政权的寿命。
      革命派中确有不少人具有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但是，也有人提出“仇一姓不仇一族论”，认为清兵入关前后，种种罪孽，其过均在“满酋”，因此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是“满族之爱新觉罗之一姓”，特别是这一姓中的少数“特权”分子。...

2. 关于"政治革命"
      改良派认为：国家是平衡正义、调和利害冲突的团体。在君主国，君主超然于利害之外，可以调和冲突；在共和国，没有超然于利害之上的君主，无法调和冲突。革命派认为：君主专制，政弊而不能久存。在列强虎视鹰瞵的现代社会，“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极为不合时宜。共和制没有等差，没有阶级，可以是国家长治久安，是最美好、最适宜的制度，因此，必须彻底改造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至于“调和人民利益冲突”，革命派认为，在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里，议会可以发挥这一作用。
      改良派质疑选举制度，认为在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议员和选民之间的意见常常不同，选举中也会发生舞弊现象，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真正代表真正的国利民福。革命派认为：从纯理论角度考察，国民全部直接行使主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在实际上，国民只能通过代议制行使权力。选举过程中固然会产生种种弊端，但可以采取措施防止，不能因此废除选举制度。
      改良派认为：国家必须具有最高主权，它是唯一而不可分割的。如实行共和制，就必须使立法、司法、行政等三种权力分立，这样，国家机关之间就会出现相互牵扯、倾轧等现象，使国家失去最高主权，不成其为国家。革命派认为：国家权力如总摄于一个机关，为善为恶都将失去限制，无法保证国家秩序和国民自由，因此，必须将国家权力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机关，此为摧毁专制所必须。所谓“分立”，并非互不联系，各自孤立，二是不相抵触，各自独立。
      改良派认为：西方人富于自治性质，可以采用共和制。中国人和西方人种不一样，而且长期处于专制政体之下，缺乏实行代议政治的能力，甚至连实行君主立宪的程度也没有，只能先行开明专制，逐渐向立宪转移。据梁启超称，骤然实行共和，必将导致“下等社会”猖獗，形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最后，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从而复活专制。革命派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天性，共和、立宪制度正植根于这种天性之上，因此，完全适合中国国民。而且，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也不比其他民族逊色，一旦清除了暴君污吏的压制，其能力必将迅速恢复。革命派还提出，革命将会激发人民的固有天性，陶冶其“共和国民之资格”。他们宣布，在20世纪，必须追求一种完整的、彻底的民主主义，“铲除专制唯恐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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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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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进行社会革命。其理由是，中国的经济社会组织具备”天然之美质“，与欧美不同。欧美贫富悬殊，而中国则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实行子女平均继承，赋税极轻，豪富之家极少，“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只须实行“社会改良主义”。革命派认为，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贫富之分仍然存在，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危险，因此，仍然需要先行预防，消患未然，实行“社会革命”。...
      改良派还认为，中国不可进行社会革命，其理由是，资本家为“国民经济之中坚”。中国如果没有大资本家出现，外国资本家和外资就会大量侵入，中国的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萸死”于外国资本家脚下，永远没有苏醒再生的这一天。而且，提倡“社会革命”，“以排斥资本家为务”，每日煽惑劳动者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同盟罢工，则将削弱中国资本家的对外竞争力，结果也只能“倒毙”、玩蛋。梁启超提出，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的是生产问题，不是分配问题。必须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即使在初始时期“牺牲他部分人之利益”，也在所不辞。只有这样，中国资本家才有可能与外资竞争，其余均属次要。革命派同情劳动者，认为欧美社会“劳动者之痛苦，如在地狱”。因此，反对奖励资本家，指责资本家为“不耕不织，坐致巨万”的“盗贼”，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为中国未来的“大毒物”。他们主张实行国家民主主义，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在这一情况下，外资输入有利无损。他们认为，不能置“他部分人之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社会分配问题，避免欧美贫富悬殊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