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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初唐传奇文钩沉
学术界普遍承认,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的高宗、武后之世,社会在各个层次都发生深刻变化,为初唐向盛唐转化的关键。有争议的是,当代之治唐史者,对于武则天在永徽六年(655)夺宫成功至神龙元年(705)退位的五十年主政期间,究竟有无政绩和社会文化上的贡献,见仁见智,持肯定态度的如陈寅恪和崔瑞德等,持否定态度的则有岑仲勉和傅璇宗等。我不想对所崇敬的师长和学者前辈间的分歧做任何价值判断,只是注意到在武则天实际执政的五十年间,当时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在武则天当政后,政坛变幻波诡云谲,思想制度大幅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急剧动荡,释道二教蓬勃发展、深入民间,修史之风弥漫宫廷,文字改革推广全国,各种大型类书不断编纂,年年有花样翻新,岁岁是多事之秋。然而由于当时和后来的主流知识分子对武则天其人其事采取的根本否定态度,传世的文献对上述当时所发生过的变化保持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而大量原始的文献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使我们今天对这些变化的深度、广度和具体内容都不得确知。 例如,我们知道高宗朝武后当政之时有五百卷之《瑶山玉彩》,和一千卷之《文馆词林》等大量大型类书的编纂,武后朝则更有一千三百卷之《三教珠英》等同类类书问世,但我们对于这些类书的具体内容,则所知极为有限。从传世文献中对这些类书的一鳞半爪的描述,我斗胆推测,他们在篇幅体制编排与内容上都和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隋末唐初至盛唐间成形的三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初学记》有所不同,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武后朝的诸类书,从时间而言,正好夹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与《初学记》之间。两头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中间则彻底消失了。有理由怀疑,在编纂《初学记》的玄宗朝,高宗、武后朝所编纂的种种大型类书至少仍在宫廷的范围内流通(因为玄宗使徐坚编《初学记》以进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类书卷轶太过浩繁,未便皇室子弟之初雪,这些卷轶浩繁的类书至少不是全指《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之类),后来就很快失传了。类书仅是一个例子,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的变化,大到文字的改革,中到以明堂为代表的建筑风格和哲学理念,小到律诗的定型,遍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而有关细节如今一概欠奉。 ……内藤湖南心目中的所谓“中世”的基础,是“贵族”社会中以“名族”为中心的门阀制度。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取向,是研究六朝隋唐的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种族交融史的纲领。这一条思路,京都学派经过宫崎市定的第二代,到了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的第三代,发展成为一个以“名望家”为中心的“豪族共同体"理论,把划分”中世“和”近世“的”内藤假说“推进了一步。自从”豪族共同体“的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中的各个细节论点,均有激烈的争论。有不少学者认为,”中世“以”豪族共同体“为中心的社会,其全盛时期,始于后汉,终于初唐末。这一”中古“文明的前期,大致相当于西方汉学界所谓的early medieval period。而从隋末到唐初,用京都学派的话来说,正是”中世“以”豪族共同体“为中心的社会,进入盛极而衰的转折期。这一时段的中心,是标志着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开始转化的一系列变革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上层的门阀贵族被科举官僚所取代,社会下层的部曲为佃户所取代。按照内藤派的理论,正是这一系列的变革,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在五代末完成了从贵族制度到君主专制制度的转换,也就是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初唐末年的高宗之朝和武后之世,正是”中世“的”豪族共同体“及其与之间相关的各种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动摇、瓦解和变体的时候。引自 第一章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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