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1

写作的艺术
论文字，最要知味。平淡最醇最可爱，而最难。何以故?平淡与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
作家若元气不足，素养学问思想不足以充实之，则味同嚼蜡。故鲜鱼腐鱼皆可红烧，而独鲜鱼可以清蒸，否则入口本味之甘恶立见。笔调与思想

文章之好坏乃以有无魔力及味道为标准。此魔力之产生并无一定规则。魔力生自文章中，如烟发自烟斗，或白云起于山巅，不知将何所之。最佳之笔调为“行云流水”之笔调，如苏东坡之散文。
笔调为文字、思想及个性之混合物。有些笔调完全以文字造成。
吾人不常见清晰的思想包藏于不清晰的文字中，却常看见不清晰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种笔调显然是不清晰的。
清晰的思想以不清晰的文字表现出来，乃是一个决意不娶之男子的笔调。
一人之笔调始终受其“文学情人”之渲染。他的思想方法及表现方法越久越像其“文学情人”。此为初学者创造笔调的惟一方法。日后一人发现自己之时，即发现自己的笔调。
一人如恨一本书之作者，则读那本书必毫无所得。学校教师请记住这个事实!
人之性格一部分是先天的，其笔调亦然。其他部分只是污染之物而已。
人如无一个心爱之作家，则是迷失的灵魂。他依旧是一个未受胎的卵，一个未得花粉的雌蕊。一人的心爱作家或“文学情人”，就是其灵魂之花粉。
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画或都市的图画。有些读者观纽约或巴黎的图画，但永远看不见纽约或巴黎。智者同时读书本及人生。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
一个好的读者将作家翻转过来看，如乞丐翻转衣服去找跳蚤那样。
有些作家像乞丐的衣服满是跳蚤，时常使读者感到快乐的激动，发痒便是好事。
研究任何题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抱一种不合意之态度。如是一人必不致被骗。他读过一个不合意的作家之后，便较有准备去读较合意的作家了。批评的心思就是这样成形的。“学者”作文时善抄书，抄得越多越是“学者”。思想家只抄自家肚里文章，越是伟大的思想家，越靠自家肚里的东西。
凡所谓个性，包括一人之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先天定其派别，或忌刻寡恩，或爽直仗义，或优柔寡断，或多病多愁，虽父母师傅之教训，不能易其骨子丝毫。又由后天之经历学问，所见所闻，的确感动其灵知者，集于一身，化而为种种成见、怪癖、态度、信仰。其经历来源不一，故意见好恶亦自相矛盾，或怕猫而不怕犬，或怕犬而不怕猫。故个性之心理学成为最复杂之心理学。
性灵派所喜文字，于全篇取其最个别之段，于全段取其最个别之句，于全句取其最个别之辞。于写景写情写事，取其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此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
中国人之德性
一圆熟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能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
我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司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以致剥夺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而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泰尼说过：罪恶和美德犹如糖与硫酸之产物。假使不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性，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