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页 第三节 尧舜的禅让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

这是吕思勉先生在本节中得出的一个结论。然而，说儒家的学说、圣人事迹皆为孔子所创造，这个论点未免冒失。
吕先生想要说的是，孔子为了自己的学说，创造了古代圣人的言行和事迹。先生的措辞还算斯文，但攻击性一点也不小。他说孔子是“创造”，但无异于说孔子在“编造”，换成今天的俗话，就是说孔子在扯淡。
这个帽子扣的太大。纵观吕先生的论据，顶多只能说孔子有编造历史的嫌疑，却不能斩钉截铁地定罪孔子。然而先生的原话，虽然读起来又简洁又客气，可句句无疑都是在定罪。
先生的论据是什么呢，就是他找到的许多非儒家的人士（如韩非子）对尧舜时代的文字描述。吕先生发现，这些描述与儒家的描述不一样；同时他也发现，儒家自己的典籍里，对这一段的描述也有矛盾之处。据此，先生得出了结论：一定是儒家在撒谎。
先生在典籍考据上的功力，我是从未练过，实在不敢质疑。但是，先生在本节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实在令人担忧。儒家与非儒家，两派人士的记录有矛盾之处，为何一定是儒家在撒谎？为何一定不是非儒家在撒谎？双方各执一词，并无其他旁证，就断定儒家有罪，这之间的逻辑从何讲起？
先生在本节中罗列的全部文献记录，只能显示在尧舜时代的古事上，有人和孔子说的不一样，这充其量只能证明孔子有撒谎的嫌疑。但是，对方有同样有撒谎的嫌疑。若真要定罪孔子，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拿出一些证据，去证明韩非说的绝对是真话，或是证明孔子说的绝对是谎话。但是，先生没有举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只是简单地质疑了一下儒家的说法（却不质疑韩非的说法），在关键环节一跃而过，直接宣判夫子有罪。作为一位顶级的历史学家，至少在这一节的论述里，先生这个历史大法官当的一点也不专业。
根据有限、且不够直接的证据，得出巨大的结论，是一种冒进的做法。想来这份“冒进”，和先生当时所处的1920年代的反封建思潮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当时的国人认定，自己的既有文化是腐朽而无能的，于是急切地想要从中摆脱，快快树立“新文化”。这种急切的心情，在当时的时代处境中非常可以理解。但是，路终究要一步一步走，才能走得踏实。过于急躁，只会让人漏掉关键的环节，导致矫枉过正。而这些遗漏一旦出现，我们后来往往会发现，我们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去把当初自己漏掉的那个部分找回来。我们以为我们漏掉的只是一些不重要的“环节”，其实我们漏掉的是自己的一部分。
走路、行事、为人、做学问，不是不能快，而是不能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