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页 未来的人口红利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由于与发达国家在两个重要条件上相比，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
首先，劳动力市场上常态的供求关系不同。劳动力短缺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性质，也是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中国虽然已经正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却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常态。意味着在西方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追加的劳动力供给，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强的工作激励，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政策却意味着缩小劳动者的选择空间，甚至很可能导致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者陷于脆弱境地：丧失了工作却又一时拿不到退休金。
其次，劳动者的不同群体在退休后的预期寿命不同。预期寿命是反映人口健康状况的综合性指标，在总体水平上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个体上与不同人口群体的收入、医疗乃至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同样的退休年龄，不同群体退休后的余寿是不同的，从而导致能够享受养老金的时间长短各异。例如，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整体收入水平和医疗水平都较高的国家，1997年67岁年龄组人口在65岁上的余寿，在全部人口达到17.7岁的同时，女性高达19.2岁，而低收入组的男性仅为11.3岁。中国预期寿命的差异应该更加显著。例如，一项调查显示，从地区差距来看，2000年上海为79.0岁，而贵州仅为65.5岁。虽然我们没有分人群各年龄组的预期寿命数字，由于我们有比美国更大的收入差距，并且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退休人口的预期余寿差异会更大。一项公共政策，只有在设计的起点上就包含公平的理念，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
第三，以人力资本为主要基准来衡量的劳动力总体特征不同。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其可行的前提是老年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年轻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别，加上他们的工作经验，因而在劳动力市场是具有竞争力的。例如，在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中，20岁的受教育年限是12.6年，而60岁反而更高，为13.7年。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例如，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而与美国的差距则从20岁比美国低29%，扩大到60岁时比美国低56%。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近年来虽然就业压力有所减缓，但是，目前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显示出对高年龄组劳动者的不利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