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最早来自吉恩·莫尔和我的首次见面。1983年，我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ICQP）的顾问，我建议在日内瓦主要会场的入口大厅里悬挂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当然，那时我已经知道并且十分仰慕莫尔为约翰·伯杰拍摄的照片，因此我推荐联合国委派他去拍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几个主要场所。这个提议最初得到了热情的回应，于是莫尔便在联合国的特别资助下前往近东。他带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应却有些令人费解和微妙——对某些喜欢讽刺的人来说。我们被告知可以悬挂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说明，也不能有图片解释。最后的折中办法是那些放大的图片可以附上国名和地名（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奇怪而又顽固的规则时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机构一样，有关禁止文字之事我们也只得到了官僚主义的解释，而我必须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不过，我非常确切地记得反对的理由被归于“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这些国家在ICQP会议的准备期间，感觉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会延续下去的文字都是令人讨厌的和在原则上难以接受的。哎，这些成员国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对于召开ICQP会议这样的想法都存在各种意见，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遗憾和可耻的记录。巴勒斯坦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项用途，那就是攻打以色列，抗击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美国，以及用以感概被占领土地上兴建定居点和阿拉伯土地被没收征用。除了这项用途之外，当涉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迫切需要，或者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处的极其糟糕的境况，则必须划清彼此的界限。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年中，我曾受联合国大会之命委派了至少20项研究，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ICQP会议的参加者——清一色为政府——提供关于我们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的三份报告幸存下来，成为会议的官方文件。其他的则全部被删去或否决，原因是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国家反对这条或那条原则，这处或那处暗讽，这个或那个假定的对他们主权的伤害。而以色列和美国则不愿意屈尊去理会有关该会议的任何方面。

       吉恩·莫尔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起工作。我们对彼此说，让我们来使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说明，讲述巴勒斯坦人从未被人提及过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种新鲜的方式来描写和表现——从字面的任何意义上来说——巴勒斯坦人，却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并非没有人谈论和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困难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内，都谈论过很多。大量的文学已经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从零开始描写巴勒斯坦，事实上还没有人亲身前往巴勒斯坦。我们过去都曾经去过那里，或者通过阅读有关巴勒斯坦的文字，体验它千年的历史和力量，或者确实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地方，对于历史或历史解读要求它承载的，几乎太过拥挤。

       然而，即使有所有这一切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是号召武器的借口。我们这个民族肯定还不如同样声称拥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得有名。自194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次要的存在。我们大量的经历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留下永远的伤痕，并且从此沉默，毫无踪迹。而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只是更进一步地消弱了我们的真实。对于大多数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做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尼柯夫步枪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称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变化继续让我们的真实状况复杂化，这种变化机会每天都会发生。在某个季节，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马龙派民兵集体屠杀（分清楚这场屠杀是由黎巴嫩马龙派还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搞清楚谁应当为此负责）；而在另一个季节，就在这场大屠杀成为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可怕标志后不久，什叶派阿迈勒民兵，多半是在叙利亚的指使下，围攻了同样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并且犯下了许多同样的暴行。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虽然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近30年中的遭遇是由1948年以色列破坏我们的社会直接造成的，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和我们认知上的——在我们1948年的灾难和今天的不幸之间，是否能够划上直接的联系。

       我不认为可以划出这样的联系，没有任何清楚和简单的叙述能够说明我们复杂的经历。即便以色列的确在阿拉伯国家内外对我们无情地紧追不舍，自1948年以来一刻不停地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甚至是巴勒斯坦这样的观念，我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遭遇毕竟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这些遭遇都是独立的。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甩开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关系，它们既无法进行简单的归类也有异于我们过去所碰到的情况。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我们无人能忘记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48年我们遭遇的被斩尽杀绝的暴力、社会受到的摧残，或者是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暴力，我们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还是最可怕的，我们在彼此身上所发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经历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也强化了我们作为远离其他群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会立即回应说，我们所遭受的暴力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施加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且在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更有不公开的默契要消除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承认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动态，至少是在1967年以后，已经形成一种特殊逻辑，这种逻辑不容许有如此简单和简化的辩解。是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胁，但是，不，我们也不是被动或无辜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激起的激情，已经证实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相当独立的力量，否认它的存在是不诚实的。

       自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数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太过多样和分散，因而无法达成这样的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地，事实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呢？我们的流离失所，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完全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太短，经历又太过多样，因此很难用系统的眼光来准确记录我们离散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太过健谈，并且经常制造麻烦，无法单纯地做一大群可怜的难民，一位年长的亲戚在过去25年来一直对我说：“巴勒斯坦人是一种疾病。”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因为我们不符合很多分类标准，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的朋友、敌人，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肯定地，它还普遍地为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造成麻烦。

       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的简单甚至有害的表述，然而以更能够扑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表述来代替。它的风格和方法——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风格——既不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既然我们当前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剥夺、流散，但又拥有一种与无国状态不相称的力量，我坚信应当使用本质上非传统的、混合的和断续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于是，我故意设计了一种与在媒体、社会科学作品和流行小说中常见模式不同的表达形式。这是对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种个人化的表现——掩饰、遵从、自豪、软弱、悲惨、滑稽、不屈不挠、讽刺、妄想、防备、过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这不是一本“客观的”书。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来表现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不减少就连巴勒斯坦人自己也能感觉到的不同或者“他者”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了吉恩·莫尔的照片后，觉得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过的我们。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所看到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看到的自己一样——在同一时刻，既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又在之外。同样的双重视角渗透在我的文字中。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变换着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词，从“我们”到“你们”，再换到“他们”。虽然这些转换很生硬，但我觉得他们再现了“我们”是如何体验自己，“你们”是如何察觉别人正在观察你们，孤独时又是如何感觉“你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多面的视觉对于任何有关我们的描述都是必需的。失去国土，财产被剥夺，偏离中心，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陈述为人所闻。我们并不通常控制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我们被限制在那些用来监控或阻碍我们的空间里；我们还经常被加诸身上的过多压力和力量所扭曲。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西方不为人熟悉，它属于一个常被人误解和诽谤的传统和文明。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所有描写都是翻译自我们的语言、经历以及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然而，只是认识到这些复杂性，我们才能接近我们特性之难以足膜的本质，或者结合公众与私人的现实，或者领会那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异常多样的个体和行为。就像吉恩·莫尔和我，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合作那样，我们希望你们——巴勒斯坦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也能同样合作。




            爱德华·W·萨义德

                 纽约，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