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对话 第五次对话

第四次对话

哲学的目的是要回答很一般性的问题，即那些用经验方法或逻辑方法都不能提供答案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当你不知道往哪里寻找答案的时候，那就是碰到哲学问题的迹象。
人们仍在继续探讨哲学问题。我说的哲学问题可能在牛津、哈佛、斯德哥尔摩和加尔各答等地被讨论，而不是在法国。因为法国哲学家经常认为，跟深刻的社会事件和生活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是琐碎无聊的，而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则认为，跟社会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哲学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哲学史证实了后者的看法。处于西方传统思想的中心地位的，都是跟社会和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哲学问题。
在极权主义国家，你（当局）做出教条主义的回答，如果人们不接受，就要让他们保持沉默。

我有一种深信不疑的看法，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最终价值，不光在实践上而且在原则上、在概念上都是不可兼得的，不可能全都求得完满的解决。因此只能在彼此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所能做的是防止选择太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机制，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的追求尽可能不违背自己深刻的道德信念。人生问题的某种最终解决，没有普遍适用的始终不变的可行标准。
民主不一定是多元的，它可能是一元的，使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不管多么残忍，多么不公平，多么不合理。我赞成一种明确的多元的民主制，它要求协商和妥协，承认各集团和各个人的要求和权利，除非出现了极端危机的情形。本杰明·贡斯当对于在雅各宾统治下的民主的暴政有过详细的描述。贡斯当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

相信自己是历史的代理人，往往会践踏人权和价值。决定论和责任心是不相容的。我相信历史上有这样一些时刻，个人和团体可以自由地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并非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举例说吧，如果丘吉尔在1940年没有当上英国首相，纳粹就可能征服了全欧洲。如果列宁在1917年逝世或他在党内没有得势，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很可能发生内战，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为一方，保皇派为另一方。托洛茨基不行，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当统治者不能被接受。可见，在历史中有一些转折点，这时候个人可能决定历史发展朝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
我们受事物本身的性质所限制，没有太多的选择。就说有1%的选择吧，但这1%的选择也可以使事情有很大的不同。自由选择的限度包括孟德斯鸠所说的一切自然法则，但是不包括人的法则。人的法则是可以改变的。我不能明确地告诉你，自由选择的限度整体有多大，如果你给定一个具体的情况和当时的环境，我可能试试指出限制的因素是什么。
自由必须是有限度的。孤岛上的鲁滨逊，在土人星期五到达之前是绝对自由的。两个人共处之后便开始有了彼此相关的义务，这是个具有强制性的问题。康德是对的，他常常是对的。

牛津哲学建立在这个观点上：词语的意义依赖于词语怎样被人们使用，而不是依赖于支配词语与事物之间关系的某些语义学的规则。

浪漫主义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独特的思想基础，它认为大自然没有科学和哲学赖以研究的固定的秩序，没有大自然固有的法则，只有绵延不绝的宇宙的增长或过程，包括自然界和精神现象在内的一切东西的运动或自我实现，我们人类也属于这总的运动或过程。任何抓住这运动和过程以便对它进行检查和分析的企图，都会致它于死地。
谢林的《美学》非常有启发性。
赫尔岑曾经说：“人们唱歌之前歌在哪里？”同样道理，价值、观点、生活方式是人们创造的，做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与发现和分析相对立的原创性的基本艺术，是浪漫主义的中心概念。它与客观价值的哲学（即永恒哲学）相矛盾，这种客观价值（不管是怎样发现的）的哲学统治着西方历史，从柏拉图到当代的实证主义，从未间断过。这种巨大的哲学构架还没有被推翻，但已经被浪漫主义敲出了裂缝。


第五次对话

谁是虚无主义者？没有哪个党派自称是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不过是反对他们的人指责他们否认一切道德价值所使用的一个词罢了。

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会变得灰心丧气。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太强烈了，太阴暗了，太可怕了。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卡夫卡更能让人产生同感，他用讽刺手法描述一切东西，而被描述的东西都是很自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一面放大镜。在太阳光下，如果你把一面放大镜放在一页纸上，纸就会被烧焦，它就变形了。这是评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说的。

最初，赫尔岑是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主张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之父。他是著名的俄国流亡者，到达伦敦之后就创办最早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刊物。他认识一些著名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如米什莱、雨果、马志尼、加里波第，他们也很尊重他。这样，西方人才逐渐知道俄国也不是一个僵化的专制王国，其内部也有赞成自由社会的运动。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团体大概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青时参加的那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要以为参加这个由傅里叶信徒组成的小组的成员，只是一小撮无组织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实际上他们制定并图谋实现充分的社会主义纲领，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说，影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影响了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特科夫。但是，赫尔岑比其他人更有才华，列宁也承认他是俄国鼓动公众反君主专制的奠基者。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俄国的左派人士觉得，赫尔岑太温和了，太自由了，不够坚决，但是，仍然是赫尔岑在推动左派人士前进。他是蒲鲁东、路易·布朗、勒德鲁-罗兰、马志尼等意大利和法国革命者的朋友和合作者，是这些革命者在俄国的代言人。他在伦敦出版的报刊《北极星》和《钟声》等是当时的地下出版物，跟其他遭禁止的书刊一起，哺育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到苏联时期，赫尔岑成了崇拜的偶像，虽然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特别是讨厌和鄙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

俄国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不雇佣农奴，走的是通往民主的道路，西方的生活显然比较自由，个人的尊严也被尊重，不像在俄国那样。那些有着人的尊严感以及怀有帮助被压迫者的意愿的正派的俄罗斯人，都是面向西方的。甚至主张中央集权的斯拉夫派也反对俄国的官僚政治和尼古拉一世对国家的控制：他们主张某种自由的神权政体，他们想象着在彼得大帝之前或者恐怖的伊万之前实行的就是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赫尔岑亲西方，主要是因为在俄国充满野蛮行径、奴隶制、压迫、愚昧、审查制度和肉刑。官僚和地主可以随意鞭打无罪的人或者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方，一般来说，没有这种现象。

俄国真正的知识阶层到19世纪才产生，拿破仑入侵之后，俄国军官胜利地进军巴黎，看到西方自由的文明社会的状况，跟他们自己的国家相比，大不一样。外国思想开始迅速的传入俄罗斯，开头是贵族阶级，如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后来下层群众中有些人也受到影响。沙皇政府竭力制止，可是制止不了。

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只对观念感兴趣的人。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你可以说18世纪巴黎的那些哲学家就是一个知识阶层，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多塞这些人，思想开明，有博爱心。他们相互了解，他们讨论相同的观点，有共同的立场，他们遭到共同敌人的迫害，而敌人就是教会，就是独裁主义的政府。知识阶层产生的前提是启蒙运动的信念，这种信念鼓舞人们起来跟反对势力作斗争。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有明确意识的群体容易产生在有强大的反动教会的地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都出现了真正的知识阶层，而挪威和英国则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新教教会还不至于让人觉得它对自由和进步的观念构成严重的威胁。

英国有知识分子也有激进派，但跟知识阶层不一样，他们没有团结奋斗，没有结成队伍。

俄国教会是俄国沙皇制度的顽固的同盟者，知识阶层非常厌恶它。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知识阶层中的一员，同样原因，契诃夫也不是，普希金也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而屠格涅夫必属无疑。我认为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知识分子，他还讨厌知识分子呢！托尔斯泰并不怎么看重知识分子。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契诃夫不能说是知识分子，正如不能称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乔治·桑、勒南和尼采为知识分子一样。斯拉夫派更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以神学为旨归的作家。在19世纪，人们无法设想会有什么信教的知识阶层。到了20世纪，这才有可能。因为，有些神学家和教士，如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科夫，向左派转变。而且，教士们在全国来来往往，那时“左派牧师”成了老生常谈。

当今世界上，英国没有知识阶层，或许撒切尔夫人会制造出一个来。不能说有什么“苏联知识阶层”，他们不是真正的知识阶层，只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无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色彩。然而尽管有重重阻挠，知识阶层还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残留下来了，他们是旧的开化而仁慈的知识阶层的真正传人，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保全下来或者是如何再度获得生机的——公开性把他们揭示和解放出来了。萨哈罗夫是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索尔仁尼琴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而萨哈罗夫和他的朋友们才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民主制度。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也不是斯拉夫派的一员，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忠于旧传统教派的基督徒，起来反对现代化和教会改革，视彼得大帝为坐在王位上的魔鬼。

1848年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界标。部分原因是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的著名的密谋事件，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帝国没有发生革命。俄国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革命，波兰革命也是几年前被俄国军队镇压的。俄国政权的支柱仍然屹立不动。1848年后有些俄国思想家觉得，既然巴黎和德意志左派革命都失败了，走西方的道路也许不能使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通向自由，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不值得模仿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两人对这些革命的失败刻骨铭心，他们考虑，俄国是不是应该走一条特殊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德国人所说的“罪恶之路”。赫尔岑相信要“经过农民公社发展到社会主义”，而不是经过社会主义到农民公社。在西方，1848年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俄国不需要产生众多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它可以不经过西方工业化的可怕后果而建设一个比较自由和公正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对俄国激进派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赫尔岑对欧洲发生的情况非常失望。1848年革命前他就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

别林斯基习惯于说苛刻的话，毫不妥协。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你，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怎么能捍卫这样可恶的制度？”这封信成了19世纪俄国自由主义社会解放运动的圣经，是这个运动的崇高的宣言。果戈理是个实实在在的反动分子，他拥护家族制、地主制、农奴制和教会组织。他知道农奴的苦难，但不愿意解放他们。某一方面来说，别林斯基的艺术观相当粗糙，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必定是社会性的，反对纯粹艺术的理想。他太极端了，纯粹的艺术是有的。

俄语是我的母语。

丘吉尔有巨大而圆融无碍的历史想象力，有点像个中学生，他对外交事务抱一种浪漫主义看法，靠理想化的想象了解外国、外国文化、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和将来是怎么样的、等等，而不是靠仔细的经验性的观察。比如说，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罗马、希腊和犹太人的天赋才智，便都是理想化的模式。
魏茨曼也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力，才能够把一个离散了两千多年的宗教团体或种族的成员凝聚起来而创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也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
他和丘吉尔都是不担心未来的人，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心。他们说，让未来到来吧，我们将为未来工作，决不后退，永远向前！
伟人都是公众生活中的人物，他胸有成竹地引起某些重大事情发生，而在他担负这个任务之前，这些重大事情发生的概率都很低。伟人也可能是坏人，斯大林便是个伟人。

如果你必须保护自己，如果你的国家处在丧失前途也即丧失自由的危险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暴力，那是正义的。我反对暴力，但不是和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