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历史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反对种族歧视和偏见提案列入大会议程，本文1952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代科学种族问题”系列小册子之一发表。

4.古老文化与原始文化

近代当代某些原始社会使用的石器和旧石器社会的工艺材料用途都不一样
旧石器社会岩画视为狩猎仪式的推理不合逻辑：目前原始社会还有狩猎仪式，在我们看来没有实用价值；史前岩画的数量和位于洞窟深处的位置，我们觉得没有实用价值；岩画的作者是猎人，因此用于狩猎仪式。
人类社会都有过去，大致属于同一数量级。一些社会加快步伐，一些社会则一路闲步。我们因此区别两类历史：一为发展、积累的历史，积累了历史的遗留和发明，因此构建了伟大的文明；一为可能同样积极，发挥了同样多的才能，但缺少综合天赋才能的历史。“无历史”的人民仅意味他们的历史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晓，但并非他们没有历史。数万甚至是几十万年间，那儿也有爱、恨、苦难、发明、战争。事实上没有处于儿童期的人民，所有的社会都是成人社会，即使那些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记录的民族。

5.进步理念

史前期和考古方面认识的深化，趋向于把文明的形式“在空间上展开”，而我们却倾向于想象他们在“时间上分段进行”。首先，“进步”不是必然的，也非连续的。其次，它是跳跃和突变式进行的。历史只是偶尔才积累起来的。
这积累的历史不是一个文明或一个历史时期的优越权。美洲人用了2万到2万5千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对一个新的环境的全面开发，使种类繁多的野生植物可以种植，作为食品、药物和饮料、毒素——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事实——把像木薯一样本来有毒的东西改变为基本的食物，或把其他东西改造为刺激物或麻醉物。土豆、橡胶、古柯（现代麻醉剂基础）、玉米、花生、可可豆、香草、西红柿、菠萝、辣椒、豆角、棉花、葫芦。零，间接地为玛雅人所知和利用，早于印度学者发现前500年。印加帝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集权制的，属于最现代的方式，比欧洲早几个世纪。

6.静止历史与累积历史

凡与我们的发展方向一致的文化，我们就看成是累积的，其发展对我们具有“意义”；其他我们觉得是静止的文明，不一定是静止的，而是由于其发展路径于我们而言没有意义，无法用我们的参照系统来衡量而已。历史的“事件性”或文化的过程不是根据它们内在的特性，而是根据我们相对它们所处的位置，根据我们对它们是否有兴趣而决定的。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其他火车的长度和速度取决于我们是与它们在同一方向还是相反方向上。一种文化的任一成员与其社会紧密相连，正如这理想的旅客之于他的火车一样。
对物理世界的观察者（正如火车上的旅客）而言，那些和他的发展方向一致的体系，似乎是不动的，而最迅速的是那些在不同方向上行进的。对文化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当它们与我们行进的方向一致时，它们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更为活跃。“速度”只有比喻价值，为了使比较有效，应当用“信息”和“意义”取代。与我们平行速度相当的火车，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一闪而过的火车，我们无法掌握更多的信息。
如果以战胜最恶劣地理条件的能力作为标准，爱斯基摩人和贝都因人会摘取王冠。印度比其他文明更懂得建立一个哲学—宗教体系。而中国，一种生活方式能够把人口不平衡所带来的心理后果减小。伊斯兰文化在1300年前就形成人类生活——经济、技术、社会精神所有形式的连带关系理论。无土栽培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实践几百年了，他们还教会世界航海术，18世纪时曾经震惊了整个世界。家庭组织和家庭成员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澳大利亚相对于其他社会居领先地位，为了了解那些他们有意识且深思熟虑建立的一套法则，必须借助现代数学手段。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这些支离破碎的成就，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每个文化把它们组合起来、保留或排斥的方式才更为重要。每一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提出一些大体上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价值。现代种族学注重揭示这些选择取舍的秘密根源，而不是分别列出一个特征表。

7.西方文明之地位

人们会说，在抽象的逻辑层面上，每个文化可能无法对另一个文化做出评价，因为文化不能摆脱自身的限制，因此最终是相对论的奴隶。但是看看我们的周围，注意世界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您的所有思辨推理都将崩溃。远不是固守自我，所有的文明一个一个地承认它们中的某一个具有优越性，这个优越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整个世界在逐渐借用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消遣方式直至其服装吗？人类文化演进的本身，从广袤的亚洲大地直到巴西热带丛林或非洲的部落，史无前例地一致在证明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形式高于其他一切形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大会上所谴责的不是使他们西方化，而是谴责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手段来西方化。
这儿我们触及讨论的最为敏感的一点：为捍卫人类文化的独特性而损害文化自身，这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人种学家很难对西方文明世界化现象做出正确的评价：首先，世界文明的存在可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实。其次，所述现象还笼罩着一种不确定性。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或全面或其某些关键因素，例如工业化，渐渐向世界蔓延。如果其他文化想竭力维持它们传统遗产的某些东西，这一企图一般只限于上层建筑，亦即局限于最脆弱的方面，因此可以设想它们将被伴随而来的深层变化一扫而光。但是，这一现象的结果不得而知。是否会以全面西方化，附带俄国式或美国式的变体而告终呢？（宗教、哲学）诸说混合形式将会出现，正如我们在伊斯兰国家、印度和中国看到的那样？或者这种潮流已近尾声即将消失，西方世界就要垮了，正如史前期的巨兽，由于身躯过于庞大，与保证其生存的内在机制不相匹配而灭绝一样？我们尽力评估这一切事件，而我们有意无意都是这一过程的施动者、助手或者受害者。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种对西方生活或它某些方面的接受，远非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发的，更多的是由于没有选择而极少是自由作出的决定。西方文明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了有色民族的生活，彻底扰乱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通过把它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或者通过提供条件引发其生存环境的崩溃，而没有采用别的什么来取代之。被征服或者被瓦解的人民因此智能接受别人提供的办法；或者，如果他们不准备接受，便希望和它尽量接近，以便能在同一场地与他们较量。如果力量对比不存在这种不平等，那么所有的社会都容易参与竞争。他们的世界观更接近巴西东部那些可怜部族的世界观，当地印第安人怜悯民族志学家尼缅达居离开他们的村庄去外面受苦而哀伤泪下。
不过，我们述说这一保留看法时，只是把问题转移了。如果不是人们的一致行为构建了西方的优越性的话，那么，不正是它所具有的强大能量迫使人们趋向一致吗？我们在这儿遇到了困难，因为这种力量的不平等性不再属于集体的主观性，正像我们刚提及的参与的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唯有借助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我们只强调那些最明显的、最不引起争议的价值。这似乎可以归结为两点：按照怀特的说法，西方文明一方面竭力提高人均可享用的能量，另一方面保护和延长寿命。
假定如此，我们立刻注意到，如果西方文明的确排他地——这或许正是它的弱点所在——致力于这些任务，那么它肯定不是唯一的。所有人类社会，从最远古起，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行动；这些偏远且古老的社会在这一领域完成决定性的一步。目前，这些进步总是构成我们所谓文明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如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农业、畜牧业、陶器制作、纺织等。对所有这些“文明的技艺”，我们8000或10000年来所做的不过是使之完善而已。
有些人有一种倾向，把最新的发现说成是努力和想象的结果，而人类在其“野蛮”时期所完成的是偶然的事实，总之不值一提。这种严重的谬误蔓延如此之广，深深地阻碍了我们对文明之间的关系采取正确的看法。

8.偶然与文明

人们在人种学论文中说人类应该把对火的认识归功于偶然的打雷或丛林火灾，偶然烤焦的野味启发了食物的烤制；陶器的发明是居室旁边一团黏土被遗忘的结果。据说，人类开始是生活在工艺的黄金时代，发明像开花结果一样自然方便，而劳作的辛苦和天才的闪现，归现代人。
这种天真的想法源自对基础技术所包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全然无知。要制作有用的石器，在石头上敲敲打打直至它破裂开来，这是不够的；复制史前工具或者通过当地人依然使用的技术，人们会发现不可或缺的程序的复杂性，有时这种复杂性竟然表现在真正“打制器”的准备制作上：平衡锤用以控制冲击和方向；吸震器用以避免震动，使破碎中止。还需要一整套的概念，关于选址、提取过程、所用材料耐力和结构、适宜的手法等。一句话，对一个真正的石器的制作工序做必要的更改，它就符合冶金业的各种程序了。
同样，自然火有时可以烘烤食物；但是难以设想（除了火山爆发，其地理分布有限）它能使水烧开或者用蒸汽做饭。
陶器制作提供了一个佳例。因为普遍认为，没有比挖一块黏土，用火把它烧硬更简单的事了。那么您来试一下吧：首先要找到适宜的土，然而，如果大量的自然条件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必要的，却没有一个条件是充足的，一定还要掺入一种惰性物质才能烧制出有用的容器来。要建立成型的工艺，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保持平衡状态，这并不容易实现，其间还要变动尚未“黏住”的造型物件的位置。最后还要发现特别的燃料，窑室的形状、温度高低和烧制时间的长短都会影响到陶器的质量，陶器是否破裂、破碎和发生变形。
所有这些程序繁多而又复杂，偶然为之不可能成功。每个动作单独来看没有意义，唯有靠想象、人为追求和经验的组合才能成功。偶然性可能是存在的，但它本身不能导致任何结果。大约2500年来，西方世界经历了电的存在——无疑是偶然发生的——但是这一偶然本来没有结果，直到安培、法拉第根据提出的假设刻意为之。农业、畜牧业诞生时，偶然性在弓箭、飞去来器或吹射筒的发明上并没有比青霉素的发现起到更大的作用。无论企图得到怎样的技术，同样需要某些个人的智慧和想象力，所谓的原始社会并不比其他社会缺少巴斯德和帕里西这样的发明家。
从技术发明的角度来看，西方文明的确表现的比其他的文明更善于累积。工业革命的规模、范围和后果的重要性，唯有昔日的新石器革命才能与之媲美。
所有其他变化，肯定也发生了，不过仅是以片段的形式或根本变形了的显现，对西方的现代人，它们不具有“意义”。
其次，新石器革命的例子应当对西方人有所启迪，使他持谦逊态度。千年之后，优越性问题，会变成怎样的问题呢？
大约千年或两千年之差，新石器革命在爱琴海峡、埃及、近东、印度河流域和中国开始了。美洲的新石器革命其实不比旧大陆开始得更晚，很可能在三四个小山谷还提前了几个世纪。对此，我们今天还知道什么呢？相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谁更古老的问题并不重要，正是因为同样的工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出现的同时性和出现在如此偏远的地区，清楚表明它不是源于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的天赋，而是在一般的条件下发生，只是这些条件太普通了，我们意识不到而已。可以肯定，工业革命若不先在西欧和南欧出现，日后也必然会出现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如果工业革命蔓延至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那么每一文化都在其中加进了自己特有的贡献，千年以后的历史学家自然会把谁先开始工业革命一个或两个世纪这样的问题看成是不值一提的事。 [录入注：这段一些隐含前提，我并不同意，比如把被工业革命化的文化作为发明贡献的实体而不是其中的个人，或者认为工业革命会在一两百年内自然出现与特定社会结构和条件如法律、财产权、分离的权威、及社会自由、竞争经济实体和大学无关，还有作者严重的且与自己种族平等观点相矛盾的仅技术决定文明价值的倾向]
在技术发明方面，肯定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种文化是绝对静止的。所有民族都拥有和转换、改善或忘记足够复杂的技艺。所以差别永远不是累积和非累积历史之间的，任何历史都是累积的，只是程度上有别而已。人类并不在唯一的一个方向上演进，在某些方面似乎是静止的甚至是倒退的，从另一角度而言，并不意味着这不是重要的转换之所在。

9.文化合作

没有文化是孤立的，总是与其他文化联盟（迁徙、借用、贸易、战争），正是这样才使它建构了累积的数列。在这些数列中，概率为了一个长数的出现，自然地取决于联盟体制的变化性、时间持续的长短和规模。
起初的文明已有20万到50万年的历史，而生存条件的改变仅仅发生在最近的1万年。如果我们的分析正确，那么不是因为旧石器时代的人不如后来者聪明、有天赋，而仅由于人类历史中n次组合用了t时间之后才出现，而它原本可以出现得更早或更晚。这一事实不比一位赌客要等多次掷骰子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组合更有意义：这一组合可能发生在第一次、第一千次或第一百万次，或永远没有。但在这一时期，人类正如那个赌客，不停地投入，从未意识到他在“建构”文化“事业”，投身于“文明的活动”之中的每一项都享有无与伦比的成功。一会儿他触及了成功，一会儿他反而使先前的获得受到损害。对史前社会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很无知。这使事实都简单化了，简单化可以说明这一进程的不确定性和它的千头万绪，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些懊悔更令人震惊的了。从勒瓦卢瓦的鼎盛时期到莫斯特米时期（欧洲旧石器时代），从辉煌无比的奥瑞纳文化（欧洲旧石器的后期文化）以及索留特累时期的文化（欧洲上旧石器时代）到马格德林时期的粗俗、平庸，以及而后中石器时代各个方面提供的极端反差都是如此。
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亦然。数量和多样性是我们着重强调的，旧大陆与新大陆在发明前夜比较清楚地表明这双重的必要性。文艺复兴初期的欧洲是最多种多样影响的融合与交汇之地：希腊、罗马传统，日耳曼和盎格鲁-萨克逊的传统，阿拉伯和中国的影响。此时的美洲诸文化相对同质，其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早熟与成熟形式共存，它们的组织机构不太灵活，缺少多样性，这些可能解释了他们何以面对一小撮入侵者却崩溃了。其深层原因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即美洲的文化“联盟”是在彼此区别不大的伙伴之间建立起来的，而在旧大陆，联盟的伙伴之间区别比较大。
所以，没有就自身和靠自身的累积社会，累积历史不是某些种族或某些文化所特有的，并因此区别于其他文化。累积历史与其说是它们“自然”的结果，毋宁说是它们的“行为”结果。累积历史表达了一定的文化存在形态，这种形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它们的“共在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累积历史是社会群体构成的这些超组织机构的特定历史形式，而静止的历史——如果确实存在——会是独处一方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标志。
使他痛苦、阻止他实现其天赋的，就是孤立，这就是他的命运。

每一社会根据其特有方式选择和满足自己所在的人生渴望。这些独特的“模式”是不可忽视的，但由于这些生活方式代表同样多的排他选择，人们难以察觉到一个文明如何能够利用另一文明的生活方式，除非它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妥协的企图只可能得到两个结果，要么其中一组的模式被破坏且崩溃，要么就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综合，第三个模式突然出现。此外，问题甚至不在于直到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受益于邻国的生活方式，而是知道它是否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它们，懂得它们。我们看到关于这一问题不包含任何明确的答案。
世界文明不是一个时代或一组人，是一个干巴巴的抽象概念。这个词的价值是道德的抑或逻辑的：道德的，如果是关于我们对现存社会提出的目的；逻辑的，如果我们打算把不同文化之间分析得到的共同要素用一个统一术语来表示。世界文明这一概念是贫乏而且是框架性的，不包含很多的情感和智力内容。
真正的文化贡献并不在于一份特殊发明一览表，而在于文化之间的“区别性差距”。一个给定文化的每个成员都可以，而且应当对所有其他人怀有感激之情与谦卑之感，这一感情应该只基于唯一的信念，这就是：别的文化不同于他的文化，而且以最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按照人们通常所给予世界文明这一术语的绝对意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文明。既然文明意味着所有文化的共存，并且各自提供最大的多样性，甚至文明基于这种共存。世界文明不会是其他的，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各自保留其独特性的文化之间的联盟。

10.进步的双重意义

我们处在奇怪的矛盾之中。我们看到任何文化“进步”取决于文化之间的“联盟”。联盟越是在最为多样化的文化之间建立起来，它也就越繁复。如果任何进步都是这个“共同游戏”的结果，这个“共同游戏”可能引起每个游戏者资源的“同质化”。若多样性是初始条件，应当承认时间越延长，赢得的机会越小。
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后果，似乎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对每个游戏者而言，在游戏中引起“区别差距”。社会各组织机构区别性的地位建立，社会的不平等和剥削。新石器革命在古代东方诞生了城市、国家、种姓和阶级。第二个办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第一个，就是不管愿意与否，在联盟中——这次是外部的——加入新伙伴，其“份额”很不同于最初联合时所具有的。这一解决办法也试过了，若“资本主义”一语大体上等同于第一个现象，那么，“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将有助于说明第二种现象。这两种方法都在于增加游戏者的数量，回到起初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措施只能暂时放慢进程的脚步。
一方面是社会的改善，另一方面，殖民地民族逐渐获得独立，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的发展。或许，确实应该把世界上出现的对立的政治、社会体制阐释为第三种措施：人们可以设想一种每一次在另一层面上更新的多样化，通过多变形式、永远令人惊异的形式来无限地维持这不平衡的状态，一种人类作为生物得以幸存和人类文化形态继续存在的状态。
要当心盲目的地方主义，把人类的优越权赋予一个种族、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倾向；而且要永远记住人类没有一个社会具有可应用于一切的方子，人类用一种方式生活是不堪设想的，那样的话，世界该是多么的枯燥无味啊！
人类富有不可预知的可能性，每个可能性出现时都会令人震惊；进步并不按与这种“改善过的相似性”适宜的意象实现，我们想一劳永逸，但它充满了冒险、断裂和惊世骇俗。人类总是被两个矛盾的过程纠缠着，一个趋向于建立统一，而另一个则力求维持或再建立多样性。
世界受单调和均一性的威胁，必须保留文化的多样性。照度地方传统是远远不够的。要拯救的是多样性事实，而不是每个时代赋予的历史内容，而且没有一个历史时代能够使历史内容超越时代达到永恒，所以应当听麦子生长，应当鼓励秘密的潜能，唤醒所有人在历史留给我们的空间内共同生存的意识，还应当不惊奇、不反感和不抵触地准备面对所有这些新的社会表达形式所必定会有的异常的东西。宽容不是一种凝神观照的态度，宽大地对待曾经存在或现时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能预见、理解和推动那些想存在的事物。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它实现的每一种形式都是对所有其他形式的最慷慨的贡献。 [录入注：结合时间点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几段有点像讲要对社会主义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