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页 羞耻

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我提出了几点解释：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样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在小说《齐诺的自白》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为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感。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视了对他人的帮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活着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永远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实践、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求也亟待满足。

埃拉•林根斯•雷娜在《恐惧的囚徒》一书中将这一原则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尽管这位女医生如此表述，但事实仍证明她勇敢而慷慨，拯救了许多生命）：“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代替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哪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是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心灵之中，尽管从表面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失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而是深的佑护。这样的观点对于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裸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也同样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钱恩（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虏的第一天如何幸存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几乎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力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止带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