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我们必须能够意识到，纳粹主义的本质正是在于尝试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工业社会的问题，并且意识到纳粹这种尝试所基于的基本原则绝不可能仅仅限于德国，否则，我们就连我们参战所反对的是什么、支持的又是什么这种基本参战目的都浑然不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虽然需要构建一个功能性的工业社会，但我们要反对将这种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努力建立在奴役和征服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所构想的建立一个不仅是功能性的而且是自由的、和平的工业社会的努力，就没有基本的立足之地。如果这样，那此时我们能够期望的就只是消除纳粹主义的一些根本无足轻重的特征──那些可归因于德国1933年经济地位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其具体制度的意外事件而已。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只是在为反对国际贸易中的易货贸易制度而战，或者是仅仅为支持莱茵河边界而战，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自焚，抱着赌博撞大运的心态拿战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不当回事。 极权主义专制的凶残暴虐已经充分证明，那种为这一噩梦这一危险的可能出现提供了滋生地的社会，必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基本功能。极权主义残酷压制人们的自由，这表明它们是在试图通过否定自由来使社会得以发挥功能。为了战胜极权主义，我们就必须重新构建一个功能性社会，而且这个功能性社会至少能像极权主义的伪社会那样成功发挥功能。同时，它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理解这一难题，明确这一任务，找寻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不仅对于赢得和平至关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这场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地位必须明确，功能易于理解并且意图合乎理性，而不在于是否固定不变，是否有弹性，或是否流动。说每一个男孩都有成为总统的均等机会，与说个人都是生来命定、惟有设法逃避来世不再出生在同一种姓中一样，二者都明确定义了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 上文可以清楚地表明，无论何种社会，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种类和形式，无不取决于该社会关于人的本质和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关于人的本质，可以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平等的或不平等的，善的或恶的，完美的、可臻于完美的或无法臻于完美的。而终极圆满的实现，则可在现世或是在来世，可在于灵魂之不朽或东方宗教所宣扬的个体灵魂最终隐灭，可在于和平或战争，可在于经济成功或子孙满堂。关于人的本质的信念，主宰着社会的意志；而关于其终极圆满的信念，则创造了实现这一意志的追求氛围。 这些关于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终极圆满的基本信念，每一个都将引致生成一个不同的社会，以及生成一种不同的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功能关系。至于上述诸般信念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孰善孰恶，或者到底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这些均非笔者在此论说的主题。关键在于，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效运作或能够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基础，亦即成为个人在其中获得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从而各得其所、各司其职的社会的基础。反之，任何社会，无论其基本信念的性质如何，只有在赋予个人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时才能有效运作。
群氓总是落入那些善于煽惑人心的政客，或者为权力而追逐权力的暴君设下的圈套中。他们只能用暴力、奴役和消极否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而且他们也必须如此组织起来，除非他们能被重新融入一个功能社会。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有效地避免或者阻止乌合之众似的群氓的形成和发展，那么它就注定在劫难逃。未能将成员交融整合起来乃是社会的过错，而不是作为社会瓦解副产品的群氓的过错，不过这么说并没有改变鱼龙混杂、组织涣散、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群氓的毁灭性特征。
其实，所谓无统制、无正式建立的管理机构的“无政府主义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由放任的意思不过是指政治政府的管理只被限制于狭义的政治领域，越出这一范围的管理就不再具有合法性。然而，市场有其自身的合法性权力。它有着自己的统制和权威机构，尽管这些统制和权威机构不属于政治领域的政府。经济领域的统制者们，也像政治领域的政府一样，满怀着各种权力动机。他们就像议会或国会那样充分耍弄着权谋伎俩，只是他们各种活动的动机、目标和手段，有别于且独立于政治领域本身的动机、目标和手段而已。总之，自由放任并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要求政治领域的政府遵守不同领域和统制规则的职能分工而已。它不仅不反对市场的规则，而且要求发展这类规则。 通过自由放任的理论要求，市场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遭政治政府的干预，还通过形成自己的政治制度而将政治政府排斥在外。
将市场的运转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之上，这其实不过是市场上的政治才能象征而已。这与政治体系中将国家的利益基于个人的仕途升迁之上这一声誉并无二致。最后，市场治理的强制性权力是通过管理者授予或否定个人进入市场成为市场成员的资格而行使的。
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开心。自由与个人幸福不同，与安全感或和平和发展亦有所不同。它并不是艺术和科学的鼎盛状态，也不是什么廉洁的好政府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并不是说自由与所有这些或其中的任意一种价值观内在地不相兼容──尽管不兼容确实有可能发生而且时有发生。但是，自由的本义不在于此，它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自由与其说是一种权力，还不如说是一种责任。真正的自由不是从纷繁世界中逃避，逃避就是放任。真正的自由乃是抉择的自由，做或不做，这样做或那样做，观点一致或观点相左，你可以自由抉择。自由从来就不是逃避，它永远是一种责任。它不是一种“开心”，而是人们所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决定自己个人的行为，同时也决定社会的行为，并且为两者承担责任。 如果没有抉择和责任也就没有了自由。幸福、安全感、和平和发展或许尚存。然而，此时可能是最暴虐专制者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宗教法庭大法官所假想的幸福与和平时代，此时的宗教法庭大法官甚至不许臣民有不开心的权力，人们甚至无权决定自己是否想生活于这种和平与安定的状态之下。 我们知道，自由并非人类生存的“初始”状态。在原始社会，选择权的消解和责任的逃避随时随处都在发生──选择权的消解诉诸于风俗习惯、禁忌和传统等僵化的制度，而责任的逃避则是以巫术仪式的形式来实现。同样，人类也并没有谋求自由的本能。“善于自我调整”的人类会本能地设法逃避承担抉择和责任的重负。我们都知道“人，生而自由”这句话有违事实，如果说要找一句比它更为荒谬的话，那就是：“只要人类可以选择，他就会选择自由。”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那位宗教法庭大法官在反驳耶稣时认为，人宁可做幸福的奴隶，也不愿做需承担责任的自由人。从心理学意义上说，他无疑是对的。
谁也不知道最终的解决之道路在何方。由此，我们必须容忍非一致性、多样化、折衷性和矛盾状态。
理想主义把社会的基本目标和信仰视为政治的仅有内容，并因此剥夺了个人和机构的自主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剥夺了机构的运行自主权和个人的道德自主权；由于这一思想不仅受到许可而且受到赞誉，它导致了个性的束缚、击垮乃至毁灭。同时，实用主义——与它在欧洲的孪生兄弟工团主义——则抛弃所有关于社会目标和信仰的考虑。运行效率被提升到一个绝对的高度。这直接导致一个始终处于内战边缘的社会概念，一个以剥削为惟一目标的残忍游戏的政治概念——一本广为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读物《谁得到了什么，何时，用何手段？》所声称的——最终，武力被誉为统治社会的合理手段。
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两个观点都是与自由社会相矛盾的。它们都会走向极权主义；理想主义的盲目狂热和纳粹分子实用主义的愤世嫉俗都走到了尽头。因此，今天自由社会的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回到和谐的概念，回到既不同于大一统也不同于多元论，而是既能看到个体，也能看到群体；既能看到部分，也能看到整体，而且还能看到它们之间互为补充的社会哲学。而且在这个国家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和商业领导人都必须找到工业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因为工业社会同时而且同样地为公司的运行效率、社会的运行效率以及我们的基本政治信仰和承诺服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