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页 说“戾气”

        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受虐与自虐，在许多时候难以再行区分。至于遗民的“苦节”，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妇烈女如出一辙，其自虐且竞为“不情”极其相像：有关“节操”表达式的匮乏。顾炎武的“饵沙苑蒺藜”，尚可言“恢复”的准备，而其他著名遗民（如徐枋，如李确）的苦节，则更像蓄意的自惩。全祖望记周元初明亡后与友唱和，其诗“务期僻思涩句，不类世间人所作”，其行之奇僻亦类此：“黄虀脱粟，麻衣草履，极人间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周监军传》，《鲒埼亭集》卷二七）。方以智以贵公子、朝臣（崇祯朝）一旦披缁，即如苦行头陀，“披坏色衣，作除馑男”，亦像刻意为之。厉风节而趋极端，一向为明代士风所鼓励。辞受取与不苟，必至绝粒如沈兰先（沈昀），“风节”才堪称“殊绝”（同书卷一三《沈华甸先生墓碣铭》） ——时人及后人，乐道的即此“殊绝”；在这一点上，“雅”“俗”文化正有同好。遗民中更有自戕以祈死者。周元懋狂饮成疾，全祖望说：“其四年中巧戕酷贼以自蛊，其宋皇甫东生之流与？”（《周思南传》，同书卷二七）这里尚未说到遗民群体的自我监督，其较之平世尤为苛酷的道德标准（竟少人能“确然免于疑论”），遗民在此士风时论之下用心之苦、守节之难。在我看来，明遗民的自我惩创也正因于创伤感；这也是明清之交时代病之一种。不妨认为，明遗民行为的极端性，是有明二百余年间士风的延展；但因有此极致，其不合理，其为对生命的戕害，也更清楚地呈露出来，启发了士之有识者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