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页 政治之不可承受之轻

地方和全国政府对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伤害漠不关心，代表了战后计划和复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侧面。认为当权者最聪明——他们代表那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最好的老百姓从事社会工程——的思想，并不是1945年才诞生的。但它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风行起来的。这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时代：老百姓对他们的新公寓，他们被迁入的新城镇、他们被赋予的“生活质量”感觉如何，常常不过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以1945年出生的所有人来说，福利国家及其机构不是解决以前困境的办法：它们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沉闷。60年代中期上大学的婴儿潮一代只知道这样一个世界：生活机会改善、慷慨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向上社会流动的乐观前景和——或许最重要的——一个没有明确定义但却无处不在的安全感。老一代改革家的目标不再引起他们的继承人的兴趣。相反，它们日益被当作对自我表达和个人自由的限制。

60年代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

激进派不再全神贯注社会公正。将60年代这一代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所有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的需要和权利。”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得到最大的私人自由、有无限的自由表达自己的自立愿望、并且让它们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制度化的思想——成为当时左翼的暗号。……但他它们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私人目的，而不是公共的善。毫不奇怪，它们导致了很流行的说法：“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把理论大伞，下面可以麇集各种互不相同的风格——尤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继承老一代激进派的虚幻的延续性。但是，在这把大伞下，受这个幻觉的影响，左派分化瓦解了，失去了任何共同目的感。

……旧贵族阶级让位给了一代用意善良的社会工程师们，但两者都没有在她们的子孙那激进的不满面前做好准备。战后几十年那种不明确的共识现在瓦解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不自然的共识在围绕着个人利益的至高无上性而开始形成。新激进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描述他们的目的，但是，正是值得赞扬的私人自由和令人讨厌的公共限制之间的区别，最能令他们热血沸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个区别，也适合于描述新近出现的右派。

奥地利人的复仇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保护个人自由和完全满足我们分配正义的看法之间是互不兼容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如果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社会并不存在，那么，政府的角色又再次被缩小成了主持人。政治家的任务是搞清什么对个人最好，并且为他提供在最小干预前提下追求这个最好利益的条件。和凯恩斯共识的差异再突出不过了：凯恩斯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波普尔就断言，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受他们对“历史规律”的思想的局限，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的能量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行动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过分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绝对合适插手进来。

在哈耶克和他同时代的人眼里，欧洲的悲剧就是这样由左派的缺点带来的：首先是因为左派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然后是因为它不能抵挡来自右派的挑战。他们虽然途径不同，最后却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护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最好、实际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政府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如果将权威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好——被禁止计划、操纵或指导他们同胞的事务，那么，右派和左派的极端都一样会受到牵制。

如果在哈耶克看来计划是错误的，那是因为计划只能以计算和基本上毫无意义因为是非理性的预测为基础。计划不是一个道德错误，更不是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良现象。它只是简单地不可行——而且，如果他前后一致的话，哈耶克还会承认，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市场机制的“科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