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页 民族国家的诞生

re非洲社会主义
恩克鲁玛宣称：“贫穷的怪圈，只有通过有计划地实现大规模工业化才能被打破。”
在阐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时，许多国家政府都选择了非洲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经过西方资本家多年剥削之后，社会主义孕育着快速发展的潜力。恩克鲁玛曾对社会主义和殖民资本主义加以比较后说：
加纳继承了一个殖民主义经济体……我们不可稍有懈怠，要坚持不懈地摧毁这种可悲的体系构造，建立起一幢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厦来取而代之，从而为我们自己创造一个丰衣足食、幸福美满的真正的天堂……我们必须一往无前，为有计划的经济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取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和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所留下的贫穷、无知、疾病和文盲……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在最短时间内给人民带来美好的生活。
恩格鲁吗之所以如此说，有两方面影响：一是苏联的经验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能够迅速实现现代化，二是二战后西欧各国社会党在建立福利国家方面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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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的非洲社会包含着许多自身固有的社会主义因素，诸如土地共有制度、村落生活的平均主义特征、集体决策、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等，都被人们引为例证。非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尼雷尔曾断言，“我们非洲，既无须‘皈依’社会主义，也无须‘学习’民主。两者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历史，植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社会”。

尼雷尔描绘了殖民时代之前田园诗般的社会：“人人都是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剥削者都闻所未闻……资本主义剥削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游手好闲则是不可思议的耻辱。［真的吗］”“要摒弃殖民主义带到非洲的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就必须同时摒除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行为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们宣传，殖民统治使得非洲严重依赖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将非洲的角色限制在初级农矿产品生产领域，让外国经营者从出口初级产品贸易中获利，从而限制了非洲的能力发展，所以，只有彻底革除一切旧的东西，才能充分释放出非洲的潜力。他们还主张，非洲应该与国际资本主义完全断绝关系，摒弃市场经济，实现“自治”。

弗朗茨•法农宣称，非洲仅仅实现了“虚假的非殖民化”，真正的权力仍把持在外国人和他们的统治精英“代理人”手中。有必要开展一场暴力革命，推翻整个制度。通过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个人经历的描述，他断言，暴力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特质”。（见《世间苦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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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首任总统Sylvanus Olympio:
殖民主义列强实行一套政策，在经济上将毗邻国家的人民相互隔绝开来，这些国家有时甚至相邻区区数十英里，但资源却直接运输到殖民宗主国本土。人们可以发一封航空信件到巴黎，只需很短的时间，而同样发一封信件到阿克拉，只有132英里的距离，却要花上几天的时间。铁路很少能在国际边界线接联运。从内地到沿海筑起了公路，但在经济贸易中心城市之间，却很少有公路把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多哥出产富饶的中部地区，与达荷美（贝宁）、加纳三地之间的距离，感觉遥远得就好像彼此不在同一个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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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很大程度上拥有货控制着非洲经济，几乎囊括了所有产业。这些产业依然严重依赖外国市场、资本和技术。但是，在外国投资商看来，除采矿业和商业贸易外，非洲国家的经济产业风险高，市场小，基本上没有什么吸引力。比如制造业，虽然人们对这一产业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很小一部分，通常不及5%。
政治制度也是新近植入的。殖民统治的积弊深深植根于非洲社会。许多传统做法，诸如独裁统治、家长作风，以及国家集权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新领导人所继承的政体之中。
非洲新领导人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把操不同语言、处于不同政治社会发展阶段的形形色色的部族，融合成为民族国家。当时，非洲的新生国家并未形成“民族国家”，既没有任何种族的、阶层的、或意识形态的纽带能够将这些部族结合在一起，也没有任何共同的历史和社会属性能够作为建设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在这短暂的时期里，反对殖民主义的事业带来了共同的目标。民族主义领袖们利用广大城乡居民的不满情绪，激发起人们对反殖民事业的支持。但是，一旦独立运动的强大势头开始衰减，各色人等、各种派系便纷纷登场，跃跃欲试。“从我们的前主子那里，我们大家所继承到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政权国家。而在这些政权国家里，各部族间的相互关系纽带极其脆弱。” （eg 我的族人原本不是索利人，直到1937年，地区专员大人告诉说我们是索利人，我们才成了索利人。--非洲殖民者的恣意划分）

殖民之前的非洲社会是一副马赛克镶嵌图画，包含着许多以血统世系划分的族群、部落、村落、酋长国、王国和帝国，是由时常变化不定的疆域和松散的君臣关系构成，各种属性特征和语言文字逐渐相互融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