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3页 译后记

我翻译的《日本物哀》（本居宣长著）一书，2010年10月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后，据说卖得很不错。我原来以为像这样的古典学术著作，应该“长销”，难以畅销，不让出版社赔钱就不错了。本来我也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才翻译这种难译又难卖的学术书。我明白学术是很“小众”的，学者不是影视“明星”，大众不拱，明星不明；而学者的天职是探讨学术、生产知识，需要面壁安坐，不必从俗从众。《，日本物哀》是外国学术著作，而且相当古典、也相当贵族，难讨众人欢心，却为许多高品位的读者所观赏。我作为译者而言，自然是很欢心、很欣慰的。
回望最近三十年，时代在发展，我国读者的阅读品位、接受水平也在提高。昨天的读者大多只盯住西方欧美，今天的读者则环顾全球，将东方纳入视野；昨天的读者读的大多是小说等虚构性作品，今天的读者开始重视学术著作等非虚构作品；昨天的读者更多的似乎是“拿来主义”，把适合自己口味的外国的东西拿过来，以满足自己既有的观念与兴味，而今天的读者，似有更多的人奉行“走进主义”。“走进主义”就是走到人家那里，走到时间的、历史的深处，走进原典的内部，去登堂探奥。如此，精华阅读的“小众”读者群也就越来越大了。就日本文学而言，1980年代初期，我们翻译阅读的主流是石川达三、山崎丰子等人的作品，这是长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阅读惯性使然。1990年代，森村诚一、松本清张、赤川次郎等人的推理小说、渡边淳一的婚恋小说等大众通俗作品成为我们翻译阅读的主流，而新世纪以来，则是极其古典的《源氏物语》被充分认可、极其日本味的川端康成被充分理解、极其后现代的村上春树大受欢迎的时期。日本文学翻译阅读，也进入了纵深化、多元化的时代。因而《日本物哀》之类的日本古典学术著作也竟有许多人爱读，这岂不预示着东方古典、原典翻译阅读的更大可能吗？
这部《日本幽玄》是《日本物哀》的姊妹篇，将现代著名学者能势朝次（1894—1955）、日本现代美学家大西克礼（1888一1959）的两部同名著作《“幽玄”论》（原作分别由河出书房1944年出版、岩波书店1940年出版）全文译出（原书均没有脚注和尾注，少量脚注为译者所加）。两书可谓现代“幽玄”研究的经典著作。其中，能势朝次的《幽玄论》从历史文献学、概念史的角度对“幽玄”概念的生成与流变做了纵向的梳理研究，是幽玄研究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大西克礼的《幽玄论》则从美学角度对“幽玄”做了横向的综合分析，虽然有些表述稍显繁琐晦涩，但理论概括程度较高。同时，又将日本文学史及文论史上关于“幽玄”的原典择要译出。有关“幽玄”的原典资料甚多，这里主要从文学艺术论的角度，选取相关的名家名篇。选编与翻译所依据的主要底本是东京岩波书店1961年版《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的《歌论集·能乐论集》《连歌论集·俳论集》及：1974年版《日本思想大系·世阿弥禅竹》等，在翻译时考虑中国读者的阅读需要，加了较多的脚注。如此，古代“幽玄”原典与现代“幽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千年间的“日本幽玄”论。译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部《日本幽玄》，系统深入地了解日本人的“幽玄”观，把握日本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神韵。不过，作为外国原典，《日本幽玄》，正如她的名字所显示的，是一部有纵深度、有难度的书，虽说“幽玄”，但只要读者慢慢走进去，必定有会别样的感觉、别样的收获。
《日本物哀》《日本幽玄》之后，还有《日本风雅》这三本书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日本审美文化关键词的系列译丛。这些选题都是《日本物哀》出版后乘兴而来的想法。当初，我打算只做一本《日本物哀》（原名《物哀论》）作为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日本古典文论选译》的前期衍生成果，并与某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但该社复审人却以“文革”式极左思维加当代愤青的幼稚，对二百多年前的古典名著横加挑剔指责，命我删改。我为尊重原作，不肯删改，最后只能终止出版合同。（为此，我曾写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拟作为《日本物哀·译后记》的“补后记”，向读者交代此事的来龙去脉，但“补后记”未能问世，当另择机刊出。）现在看来，《日本物哀》在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可谓因错而对。假如没有吉林出版集团策划编辑、作家瓦当先生的卓越眼光和有力支持，就没有《日本物哀》的成功，也就没有这本《日本幽玄》的问世。为此，我对吉林出版集团北京吉版图书公司（北京汉阅传播），对瓦当先生，对责编孙袆萌小姐，表示我衷心的钦敬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