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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桔者言》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义。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说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定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1astici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 钱的弹性系数一定较低。这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有很大的错误。这错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 《私产可养鱼千里》 《如诗如画的例子》 火车与稻田:庇古的火花与施蒂格勒(G.J.Stigler)和阿尔钦(A.A.Alchian)的飞鸟。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我跑到有“苹果之都”之称的华盛顿州的原野及果园追查究竟。只用三个月的工夫,我不仅在事实上证明了蜜蜂的服务及蜜浆的供应都是以市价成交;更令人叹服的,是这些市价的精确,比起我们日常一般商品的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于是用《蜜蜂的神话》(The Fable of the Bees,是一本古典名著的原名)这绝妙好题作文章,反驳米德教授及他的附和者的论调。 《科斯的灯塔》 我以为在灯塔的例子中,收费的困难有两种,而经济学者——连科斯在内——把这两种混淆起来,以致分析模糊不清。第一种就是船只可能“偷看”灯塔的指引,或是看了而不认。事实上,以灯塔为例,这类困难显然不严重过港口之门而不入的船只显然不多,所以在灯塔的例子中,第一种的收费困难不重要。 第二种收费困难,就是船只既不“偷看”,也不否认灯塔对他们的利益,但就是不肯付钱;希望其他船只付钱,有了灯塔,他们可以免费享用。换言之,某些船只要“搭顺风车”(free ride)。虽然科斯在他的文章内没有分析那“搭顺风车”而引起的收费困难,但他的宝贵数据却显示这困难的存在。我主要的证据是政府给予私营灯塔的特权是一个专卖权(patent),意味着每一艘用过灯塔的船只都要交费。这种专卖权通常是赐给发明者的,虽然灯塔的建造者并没有发明了什么。 因“搭顺风车”的行为而产生的收费困难,在经济学上不仅有名,而且从来没有人能提出在私营下的有效解决办法。读科斯的《经济学上的灯塔》一文,我领悟到一个颇为重要的见解:用“发明专利权”(patent)的形式来压制“搭顺风车”的行为,可奏奇效! 《上河定律》 决定行为的不是沉没成本,而是下一次的成本。 《荒谬的“定律”——兼与林行止商榷》 格雷欣定律即劣币驱逐良币, 逻辑上,这定律似是而非,错得离谱!试想,在有优、劣金币的情况下,购物而付出金币的当然要用劣币。问题是,卖物而收币的人可不是傻瓜,怎会不见劣(金)币敬而远之?卖物者是愿意收劣币的,但物品的价格必定要提高,藉以补偿劣币的所值;另一方面,以良币购物的,价格会较相宜。这好比国内今天通用的人民币与外汇券,前者“劣”,后者“良”;在当地购物,只有傻瓜才不会按货币的优、劣而讨价还价。 “劣”把“良”逐出市场的例子不是没有,但不是格雷欣那样的想法。名画家林风眠逝世后,他的遗作在拍卖行所见的,多是较差之作,精品数十无一。这显然是因为任何画家的精品都不多,收藏的人以为精品的相对价格会上升,而较差的多的是,就把精品收藏起来了。 即使今天(1992年),深圳的一些高级食肆也只收港币(良币)而不收人民币(劣币)。良、劣照收的,大都在墙上告示牌写明港币与人民币的黑市汇率。黑市不黑,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之处! 《 走火入魔的“风水派”》 经济学理论的有效运用,是先要准确地把有关的局限条件研究、调查、鉴定、简化。这是很艰巨的工程,与方程式的多少或深浅扯不上关系。就算一些不是“非常性”的、微不足道的经济现象,一个经济学高手,往往要穷一生之力,才能稍懂其局限条件的结构。阿罗等人是数学天才,也是理论天才,但他们对世间的真实局限条件,却没有下过什么工夫。 六十年代兴起的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学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交易费用是重要的局限条件。为什么在此之前经济学界对之视若无睹,是另外一个话题;而后来经济学界懒得去考查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转向博弈理论(theory of games)那方面的数学发展,又是另一个话题了。我认为,“懒”是人之常情,而这“常情”是这两大话题的答案。 回头说圣信德学派的“非常现象”,其解释的困难,在于:市场的讯息不仅费用奇高,而且讯息有真有假;更过瘾的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权利,而不同讯息会落在有不同权利的不同的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与弗里德曼挑灯夜谈,对他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对你多年来所倡导的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政策,有所怀疑。我今天认为,回复昔日的金本位制或采用其他本位制,是可取的。你的货币理论绝对一流,问题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讯息费用,而准确的讯息往往落在有权力的人的手上,使他们可在市场大赌几手而成大富,外间的人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可奈何,这些持有可靠讯息的人不赌才怪!此赌也,可以使市场大起波动,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我跟着举出汇率波动的例子,利率波动的例子,股市波动的例子,指出在这些市场中,某些人可以有利可图,因而增加了我们在外间认为是莫名其妙的大波动。 历久以来,我称“图表派”为“风水派”。 这些天才忘记了科学方法的第一课。不管计算机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湛深,他们是以市场的数据来解释市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了。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A.Marshall)说得清楚:最鲁莽、最不负责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无意地以事实来解释事实的那一类。此乃圣信德之类也。 《博弈理论的争议》 第一,只有两三家看得到的出售同一物品,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在旁观望,见有利可图时才加入。博弈的不单是看得到的三几个人,还有看不到的数以千计。竞争从来不是指看得到的竞争者,而是包括所有可能的竞争者。博弈理论要算多少个? 第二,改变策略的成本。 第三,可证伪性。( 以科学解释现象或行为,我说过了,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而是求可能被事实推翻。是要很明确的可能,被推翻了就是推翻了的,然后我们用手指打个“十”字,跪下来祷告,希望上苍保佑,事实不会推翻那验证的含意。博弈理论是不会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机会的。) 《 讯息费用与类聚定律》 《 欺骗定律:咸水草与淡水蟹》 欺骗而能获甜头的行为,是要你骗而其他竞争者不骗,而你又可以成功地瞒天过海的。如果你卖成本较低的假蟹,竞争的同行卖真的,顾客不知道,你可获甜头。通常是暂时性的,但你可能认为骗得一时且一时,若被揭穿转行去也。但如果你以为多加水在蔬菜上是行骗,没有人发觉,沾沾自喜,以为有甜头,那么卖菜的竞争者中最蠢是你,因为长久下去,你不会比他们赚得多。 在竞争下,卖家一律欺骗与一律不骗会有同样的效果。我称之为欺骗定律。 《从浅观察看深问题》 可以这样说吧。要知道一个城市跟另一个城市的生活水平的高下,把两市街上的废物箱中的弃物拿出来比较一下,得到的结论会是可靠的。 记得一九六一年,在加大做本科生时选修了一科经济发展学。教授是有名的Charles Wolfe,Jr.,谈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数据及统计上的困难,说上好几课。我见学问搞得那样复杂,忍不住问:“为什么不看政府每天清洁城市时所收的废物增长率?这不是简单而又可靠吗?”教授无言以对。 我认为香港的贫富两极分化,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个不是我发明的,那就是回归后的香港政治化加速了。政治化对富有的 人有利,或起码能给他们多点保障。这是世界历史的经验,非我之见也。 第二个因素是与出租车司机的小费有关的了。这就是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出现了我不大明白的问题,导致香港的实质利率比美国的高得多。香港有通缩,实质利率高达年息十多厘。这样的高息对富人为害不大,而对有钱借出去的却是有利了。但对中层人士来说,高的实质利率会使他们削减消费,尤其是那些买错楼而成为负资产的,其消费削减的幅度更大。 我求教于出租车司机的原因,是富有的人很少坐的士——他们有私家车与司机。穷的人也不坐——因为坐不起。坐的士的大都是中层人士。我问小费,因为那是削减消费在边际上首当其冲的。低层穷人所吃的饭,是从中层得来的“嗟来之食”,或可说是从中层的慷慨消费而得的。 经济学的实验室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的世界。你们天生下来就生活在这实验室里。问题是你们不知道自己活在其中,所以除了上课温习,无所事事,没有细心地观察世界或市场上的事。这样,你怎样苦学也不会成为一个有斤两的经济学者。 《 从玉石市场看讯息费用》 缅甸的玉石不是从石矿开采出来的,而是在某山上挖掘出来的独石。独石是零散的石块,从数盎司到数百磅不等。经过不知多少亿年埋藏于土下,独石有石皮,而石皮之质与皮内之玉截然不同。 开水口 隐瞒讯息是讯息不对称的主要成因。 《 香口胶的故事》 香港,上海,新加坡,日本 日本最简单。不禁吃,地上没有香口胶残渍,是他们的清洁风俗使然。 经济分析如下。香口胶吃完不吐于地,见到废物箱才放进去,其成本远低于香港需要出动高压喷射机,加热,加人手,用大约四十五秒才能清除一小污片。四个例子中只有日本可以肯定吃香口胶的利益(消费者盈余加香口胶之价)高于社会成本。 风俗习惯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一九六九年我说过了。 《炒黄牛的经济分析》 我想到的解释是价格分歧。音乐剧的老板及他们的票房无从判断谁是本地人,谁是愿意出高价的游客。他们于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地让黄牛组织先购入一两年的门票。黄牛组织有不同的等级层面,可以鉴辨不同类别的顾客,价格分歧于是出现了。有了这价格分歧的处理,音乐剧的老板以不分歧的票价出售给黄牛组织,其总收入是会高于不容许这些组织存在的。这是经济学。 《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 垄断的成因有四种。从社会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只有一种是不可取的。其一是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像邓丽君那样的歌星,或多或少有垄断权。这种垄断是不应该被禁止的。要是邓丽君还在,你要把她杀头,还是让她笑口常开地唱下去? 第二种垄断是有发明的专利权或版权,或商业秘密。这种也不应该被禁止。没有发明专利,世界上不会有爱迪生,虽然此公最后因为专利官司打得太多而近于一贫如洗。 第三是最难明白的,而也是美国反垄断法例最通常针对的垄断。这就是在竞争中把对手杀下马来。这种垄断有垄断之貌而无垄断之实。一万个竞争者中只有一个不被淘汰,但这生存的“适者”,分分钟都惧怕众多的败军之将卷土重来,所以他的产品价格不可能是垄断之价。这是微软的“垄断”,有貌无实,是不应该禁止的。 据我所知,赞成利伯维尔场、高举竞争的有道的经济学者,反对的垄断只有第四种,那就是由政府管制牌照数量,或由政府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这种垄断香港政府是专家,也难怪几年前消费者委员会提出的反垄断建议遭到漠视了。 《独裁,民主和市场》 我曾经说过,在某些公共事项上(例如大厦外墙要涂什么颜色),民主投票可以节省交易费用。我也说过,独裁的交易费用最低,但可以错估了公众的一般取舍。这里的问题是,建造东海大桥可不是大厦涂外墙,资金与效益远为庞大之外,这大桥的兴建不是品味那么简单。社会的整体经济收益要精打细算。大桥要涂上什么颜色大可民主投票,但应不应该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负责的政府,万事皆休,但受到适当约束而负责的政府,独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费时失事,其决策不会因为要讨好多方而右摇左摆,或要分饼子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当然还可能错,可能大错,但错的机会比在有团体压力与影响下的投票为低。当然,官员上下其手时有所闻——这方面,我看不出独裁与民主有什么分别。 《 配额:前车可不鉴乎?》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在《信报》发表《配额:前车可不鉴乎?》是自己这两年比较称意的文章。该文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一成衣(纺织品)出口“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及其他先进之邦,以配额约束香港的纺织品进口数量。配额值钱,而香港容许配额自由地在市场转让,其价更高。经济效应有两方面。其一是上文提出的因为优质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出口会偏于优质那方向走。其二是配额给每个受配者一点垄断权,配额之价代表着垄断租值,因而容许有配额的竞争者提升成本,使出口纺织品的质量大幅提升。均衡点是质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边际上与配额的租值相等。这是说,配额租值给予成本上升的空间;需求定律强迫质量提升的选择。换言之,当年香港的纺织品本来是低档的在外地商场的地库贱售之物,但引进了可以转让的配额制度,数年间质量急升,升到商场最高档次的那一层,把老外的名牌打得叫救命。 《 出口从量税的经济分析》与前紧密 回头说目前内地实施的纺织品出口从量税,虽然税的本身有提升出口质量的选择之效,但因为远低于此前的配额市值,也由政府收取,质量可能不升反跌。质量大幅下跌的机会不大,因为在配额制时提升了,攻占了市场,纺织商不会那样傻,放弃既得之市。 还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出口从量税是盈利所得税之外的附加税项,虽然原则上可从所得税扣除,这附加会淘汰一些在没有从 量税的情况下仅可生存的竞争者。其二是与配额相比,从量税只改变了优质与非优质的相对价格,在现存的产品中会鼓励质量较优的出口。然而,与配额制的重要不同处,是从量税没有提供以增加成本来改进产品质量的空间。 凡是出口的纺织品,一律取消盈利所得税(或取消现有的所有税项),只抽出口从量税,此消彼长,务求二者打个平手。纺织业的总税率应该与其他行业看齐,只是前者在出口产品上换了单用从量税的抽法。因为不再抽所得税,从量税可以提升,老外应该开心一点。与约束出口量的配额相比,从量税是约束出口价,如果不抽所得税,从量税也有提升成本的空间,虽然与配额的不完全一样,但有类同的效果。出口量会减少,但出口的总值多半会上升。 多方面考虑,我认为对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出口产品不抽所得税只抽从量税的制度,有机会胜于此前的配额制。但我不是税务专家,怎样施行,每项纺织品的从量税如何厘定,怎样算出从量税与取消了的所得税大致打平,是我所学之外的话题了。 《闭关自守也无妨!》 重罚中国轮胎进口,美国还存在的轮胎制造商会得益,但没 有谁会在那里兴建轮胎工厂。这是因为惩罚关税这回事,既可来,也可去,设厂造轮胎是蠢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呢?大量产出轮胎,廉价输美,也会同样地遇到惩罚关税,所以也不会那样傻,见到自己的国家还没有被点名就赶着去设厂产出轮胎了。如此类推,明智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会选择不走廉价输出美国的路,转而谋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相贸易,地球一体化会变为地球两体化。 无论外间怎样惩罚中国货进口,北京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协商不成,他们要惩罚,一笑置之是上策。何况今天遇上金融危机,此报复也,将会导致保护主义地球化,对中国半点好处也没有。是的,协商不成,北京的朋友要逆来顺受。尤其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就是被迫要闭关自守,有得守,守得云开见月明。 斯密前辈的一个重要格言:“专业产出的限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Special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我曾经指出,中国要大事发展的是内供,而不是内需。只要内供发展得好——主要是撤销所有约束内供的管制——内需的威力会随之而来。外需无疑有助,但今天看已经不是炎黄子孙的生存命脉了。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国,要靠出口换饭吃,或靠开赌,或靠旅游,或靠碰中了些什么天然矿物,但中国不是小国,人口多而又吃得苦,市场大得惊人,而工业的确是发展起来了。人家要保护,中国在不利中可以稳守,而长此下去,最大的输家一定是推出保护的那一方,因为在保护中市民是买贵了货,资源的使用也被误导了。日本保护农产品的经验是灾难性的。 如果美国政府言而有信,把中国轮胎进口美国的税分三年猛加三次,美国的轮胎工业会怎样了?我想到的答案是 那里的轮胎工厂多半会关门大吉。这是因为进口商会提早大量进口中国轮胎,储存起来,逐步销售,使本土的轮胎工厂好几年半点生意也没有。 《 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 可惜感人的故事对经济分析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三项原则: 原则一。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我不知道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是多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有小康之乐,永远不能。 你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业去。前者错,后者对。纵观今天北京帮助农民的策略,是选错了方向。正确的方向明确,但路要怎样走,我要多作细想才说。 原则二。一定要放弃农产品自供自给的保护主义。中国人多地少,加上大量弃农转工的需要,农产品不可能自供自给而有大成。我多次说过,历史上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人家赚钱的供应来得可靠。要让农产品自由进出口才可把农民的生活搞起来。稻粮今天有进口,是正着,但最近北京决定补贴鼓励稻粮种植,是劣着。 大量放开农产品进口,市场的发展会转向劳力密集的农产品那方面去。例如同样农地面积,蔬菜种植所需的劳力大约是谷稻的八倍,而饲养行业与温室培植所需的劳力,以土地面积算,也多。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每亩的产值相应上升。 开放农产品进出口。需要劳力密集的农产品与工业皆有可为,可以出口交换地多人少的农产品,由市场处理。 原则三。中国农民的困难不单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识不足。没有任何资产能比知识资产来得稳定可靠,而不像土地,只要愿意付出代价,知识资产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 要干预市场来帮助农民吗?听我说吧:大量向他们廉价供应知识教育。有多种通过媒体(例如电视)及其他广及形式的教育方法可以选择,而天天为中国农民哭哭骂骂的大学生,不能自食其言,临阵退缩,要站出来做点义务工作了。我建议国内的大学采用美国的每年四学期制,学生选修三个学期,轮更地抽出一个学期到农村做教育工作。这经验对大学生自己也是一种好投资。 《 新劳动法的困扰》 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 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相当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国的劳苦大众,合约与法律的知识不足,是以为难。不同收入层面的员工有不同层面的知识,新劳动法不应该一视同仁。 基本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对合约与法律的知识足够,合约的自由选择对经济发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应该因为这些知识的不足而以新劳动法左右合约的自由。这新法有机会把改革得大有看头的经济搞垮了。北京的责任是教育与传播合约与法律知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事项市场不容易处理。硬性规定劳工合约要如此这般,是干预市场运作,不可取也。 2333333 最近为科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通缩,而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升,这通缩严重。房地产之价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这时期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无疑问,这个推翻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的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尤其是劳工合约那方面。如果当时中国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失业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码的了。很不幸,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我不能不考虑在该文补加一个不愉快的后记。九十七岁的科斯不会高兴:他坚持该文要以中国大凯旋的姿态收笔。 233333 《劳动合同的真谛》 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 公司的存在,一是分工可以获利。二是, 由科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科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现了。科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一九三七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埋堆合伙,科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科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劳动合同的真谛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来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去。结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十多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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