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6页 第十二章 政治体系的变迁过程

据此我们就可以设定，在如下情况中，将出现各种类型的调适性变迁：（1）统治者的政策、他们所面对的事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代价，还没有对既存资源造成超出限度的损耗，就是说，活着贯彻政策的代价还不算太高，或者“自由”阶层的数量和力量还可以在不至丧失生存基础的情况之下承受这种负担；（2）统治者尚能经常给予社会中的较为积极的群体和阶层已一定程度的鼓励，并且还没有过分强调其传统的合法性，或者还没有对灵活群体施加过分的控制和限制；和（3）这些群体的抱负和取向多少还是有限的，并且还没有达到与把政权或统治者视为其政治活动和取向的基本参考点这种态度格格不入的程度。
……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不同群体及其利益之间出现的冲突，统治者和不同精英就能够通过社会主要政治和调节机构的规范和活动加以调节。这些冲突，并没有破坏社会中不同群体——特别是较为传统的和较为分化的群体二者所共有的灵活取向和框架。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使较为传统的和较为分化的群体和阶层而这联结起来的各类政治组织和政治领袖安然无恙，即使它们的特有性质和组织已经经历了许多变迁。……
……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历史官僚社会中的政权与其它社会领域的特定关系，并没有急剧转型。……
……在调适性变迁的各个例证中，官僚的政治取向的变迁都没有超出特定限度。……
……
在中国，如同所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权一样，导致诸多社会政治变迁的基本因素，是统治者的政策，……中国的统治者，也像许多其他类型的官僚政权的统治者一样，倾向于强调集体性目标，……追求和贯彻这些不同集体性目标的花费，以及一般说来，在农业经济的条件之下维持行政体系的花费，周期性地损耗了社会经济资源。这种周期性的资源枯竭的后果，经常使小农破产，增加了地主和军阀的权力，并导致了对商人的剥削。……某些因素限制了战国统治者对许多类型的资源的潜在需要。
第一，技术发展的较低水平，……这既大大地限制了对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需要，也大大地限制了统治者的政治行政活动的范围。由之，地方自治和民众的消极性也受到了特别强调。并且，对通过文人和绅士完成统治和半统治性的各种任务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在以起义方式抵制好大喜功政策的情况出现之时，它们确实保证了在既存的社会群体和制度框架的基础之上对国家加以重组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第二个涉及变迁过程的主要因素，由不同群体或家族、官僚团伙和地方群体的相对力量变动及其内部结构的改变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