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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情城市》的脚本中侯这样解释：“我希望能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这个听来模糊的声明被很多人视作侯回避政治的陈述，但是它明确无误地反映了他自身如何看待政治。侯的问题不是政治低调，而是1989年有多少人试图将这部电影缩减到只剩政治，或者推进他们自身紧迫的政治目的。

这点在《戏梦人生》中变得清除多了，此片的历史争议时间更远，也相对温和，允许侯更充分地表达他的历史观。不像《悲情城市》和“二二八事件”，这不是第一部处理台湾日据时代的电影。然而从来没有日本人像这样被描述：观众看不到太多他们的恶习或美德。他们只不过是和许多人一样是李生命中的过客，仅此而已。他们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尽管他们握有真正的权利，他们看起来几乎一点也不趾高气扬。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任何事情再也没有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