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知识、科学与信仰

《风的颜色》第二部分对应的是“绿色”，按照汪老师的诠释，绿色代表“希望”。这一部分讨论了生物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和新“新经济”、解决医患纠纷的合理机制、宽带网时代的知识状况以及民主社会的困境与希望等问题。在此，我试图结合《“信仰”的经济学》和《概念格，互补性，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这两篇文章，进一步梳理和阐释汪老师对于知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看法。


在讨论知识、科学与信仰的关系之前，我们不妨依照汪老师的思路，整体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风行世界的所谓“新经济”的主要特征——（1）“观念”（ideas），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成为物质生产及其效率的决定因素；（2）“知识”在“收益递增”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互补性”；（3）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凸性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收益递增”经济现象面前显得格外“无能为力”。在这“知识经济学”或“知识理论”的背景下，我们由此开始对于“科学”与“信仰”关系的讨论。


在《“信仰”的经济学》一文中，汪老师首先指出，科学与信仰，至少在它们的发源地“西方”，在大约两千年的一段时间里，是不相容的。但是，在此前和在世界的其他文化传统里，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为理性在经验世界里的运用，把“信仰”理解为理性在超验世界里的运用，再把“理性”解释为思维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洽性，那么这两者就不再是不相容的了——尽管学界从来不接受这样的基于扩张解释下对科学与信仰的理解。


然而，正如文章接下来的讲法，如果我们打算全面反省东方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命运和前途，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的眼界必须超越传统的规约——在思想的和文化双重意义上超越狭隘的西方理性主义世界观，对科学霸权加以限制，从而拯救人文精神。


在康德的意义上，科学与信仰的界限是基于人对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划分之上的——这里所指的“人”其实是西方理性主义意义上的人，而当代西方人试图重新融合科学与信仰的诸种努力之一便是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信仰行为或信仰“行动”，这也决定了对“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理性行为假设下的行为分析。


然后，在经济学框架里，作者先从效用函数“断裂式”的角度，认为对已经获得信仰的人来说，现世的任何报酬都无法补偿失去信仰的痛苦，而对没有获得信仰的人来说，来世的任何报酬都难以换取现世的快乐；又从“连续性”的角度，把“信仰”看做接近和最终获得信仰的“知识过程”，并认为在这一过程的极限处将获得信仰。


最后，作者把弥合科学与信仰的话题交还给读者，并在文章的结尾处表明：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基因学、脑神经生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进展而变得越发需要弥合了——当然，到今天，这都已经是整整十五年后的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