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劳资矛盾与农民解放

《风的颜色》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是“黑色”和“白色”。按照汪老师的诠释，黑色代表“罪”，白色代表“无奈”。反复阅读后，我从中筛选了五篇文章（《寻找“原罪”》、《预期腐败与制度腐败》、《直面“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以及《“国民待遇”的两个基本条件》、《乡村金融的复杂性》），试图从“劳资矛盾”与“农民解放”这两个角度，进一步梳理和阐释汪老师眼中的黑白配”。

在《直面“劳动与资本”矛盾》一文中，汪老师首先指出下列三项事实：（1）作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自己的道德基础；（2）“扶助工农、节制资本”，这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3）无论何时何地，强权与资本的结合总意味着腐败、超经济剥削和道德意识的普遍丧失。

就“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道德基础而言，这正是哈耶克意义下的”我们的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制度“（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而作为这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基础——以契约精神为基石的市场经济的健康发生与合理运行需要以下三方监督的保障：第一方监督是由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涌现而成的道德基础，第二方监督是建立在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而第三方则是由主权者（强权、政府、黑帮等）掌控的最终权力。

然而，正如汪老师在《寻找“原罪”》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那些提供“第三方监督”的人，他们却被社会赋予了往往超过专家权力的更加集中的权力并制造出更集中的权力和与此相称的“腐败”。由此，“市场”与”政府“的两难境地则应运而生——要么允许“市场”的腐败，包括对提供和制造假信息的人姑息纵容；要么允许“政府”的腐败，包括司法的、执法的甚至立法的腐败。最后，文章把希望投射于最初的关键性的假设——使“各种媒体和各类专家的管道之间总是‘充分竞争’”的科斯意义下的“思想市场”。

就“扶助工农、节制资本”这一议题而言，汪老师在《乡村金融的复杂性》一文中开篇指出，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农民问题，在整个二十世纪内，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接着，文章列举了温铁军先生在《农村合作基金会兴衰》以外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六个途径，并通过对乡村金融活动及规范的复杂性、乡村金融活动的不同目的以及乡村金融活动在计划经济的“金融”传统里的历史的分析，将以乡村金融问题为代表的“三农”问题的根本矛盾指向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困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自身的教育与觉醒。汪老师在《“国民待遇”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文中描绘出市场社会所要求的国民待遇——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公民拥有“自身生命”的权利、“基本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作者将杜老提纲中列举的中国农民急迫要求的十项权利中的第二项“教育”权利提升为高于其他权利的更基本权利，因为在他看来，“权利”的核心重要性在于它们提供了个体选择的“空间”，成为了获得独立选择能力的个人，并在选择空间允许的限度内不断改善自身处境。而对于农民来说，“给农民国民待遇”的前提是要求农民自身的教育与觉醒，而这也是解决包括农民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的关键。

就强权与资本的结合所导致的社会后果而言，正如汪老师在《预期腐败与制度崩溃》一文中强调的那样，人的创造能力（即企业家能力）总是倾向于流向价值最高的领域，当预期腐败导致腐败的“风险—回报”比率降低时，企业家能力便流向那些已经形成腐败预期的领域，即“权力寻租”领域（一切腐败，无一例外，都首先是政府权力的腐败）。因此，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包括对监督权力的监督——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向腐败。

最后，让我们回到《直面“劳动与资本”矛盾》一文的作者的结论——“为追求我们每个城里人的幸福生活，为我们每个公民的同等自由，为实现每个人的终极价值，让我们正视‘劳动与资本’冲突的现实，更进一步，让我么共同努力，逐渐形成一种能够超越这一冲突，从而得以维系和弘扬我们古老文明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