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页 第一章 与建筑相关之形式

埃森曼在第一章开篇几段论证的是他为何将“形式”（form）列为榜首，进而阐明他博士论文的核心价值。从本页译出以下两段，先看他为建筑和建筑学排出了哪些可供比拼的要素：
任何创造行为（creative act）的本质均为其作者通过某种表达手段将独创之想法传达给读者。这种表达手段必须尽可能清晰完整地将作者的原初意图传达给读者。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这种清晰性与可理解性（clarity and comprehensibility），它是我们发展出任何一种交流方式之关键[1]。一些要素诸如比例（scale）、和谐（harmony）、纹样（pattern）等因此被认为能够主要辅助通往表达之可理解性[2]。因此，形式秩序（formal order）不能被视为其自身之目的，它只顺从于清晰性。建筑，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能统领若干要素达至建筑之综合整体。这些要素包括：概念或目的、功能、结构、技术、形式。随着往下对这些要素的研究展开，我们将清晰发现它们的等级与重要程度均不相同。
过去曾有理论家宣称要评判建筑中的这些要素，但他们对到底哪一种最重要莫衷一是。舒瓦西（Choisy）著作中的某些段落显示，他认为建筑当由技术决定。其他19世纪晚期的理论家，包括沙利文（Louis Sullivan），会说建筑主要是功能（function,或译“机能”）的表征。对早期的现代主义理论者而言，当他们谈到建筑是“时代精神”或“时代意志”的表达时，他们典型地倾向于一种历史主义者的社会立场，因此含蓄地表达出他们青睐概念或目的。不过，这些理论家均未能精确地定义出他们使用的术语，亦不谈论形式在如上列举的要素中究竟是处于从属还是统领地位。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要素相互之间的重要性与关联性并不能仅通过定义来建立，因为此举只停留在对此问题作初步归类。如此有失公允的排序恐怕难以将建筑学发展成一门理性的学科。此外，在设计中若随意排序也会造成危险。
这是我们经常在建筑中遭遇的困惑。它的根源是未经协调或非理性地套用这种或那种要素。该问题并不好解决：比方说，形式之律令未必总能与功能之需求和平共处；同样，呈现为某一文化之象征的功能可能对另一个文化也是实用的[3]。我不是说以上要素从本质上就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指当它们被评估为同等重要时，某些关键身份就缺失了，这反过来不可避免会左右评估结果。若想解决该困惑，一个必要前提是为这些要素理性地建立一个等级，同时，该等级实际上也是对建筑问题的清晰表述（formulation）。如此一种等级或是源自该问题在特定或普遍这两个层面上的发问。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建筑中建立一种基本的重要性，它成型于介乎相对与绝对之间的辩证思考。
[1] 请参看科夫卡（Kurt Koffka）的著作《格式塔心理学之原则》（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New York, 1935）第642页。
[2] 这些对赛维（Bruno Zevi）来说是“形式主义阐释”的“法则、量度、规律与原则”。请参看赛维的《作为空间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Space）一书第193页。
[3] 因此，维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已经指出了十九世纪对文艺复兴象征价值的误读：即拉斯金的“伦理谬误”（the ethical fallacy）。请参看维特科尔著作《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London, 1952）的第一章。（[quicksand批注] 维特科尔在第一章正文开篇里几句话如此写道：“如今，人们通常会以突出其尘世性的视角去解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至多，人们会认为当时的宗教建筑、世俗建筑和居住建筑都在以同样的程度使用着形式的古典架构；用于各种目的的建筑都能使用古典形式，彼此之间并无意义上的微差；结果，人们就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看成了一种纯形式的建筑。”（引自刘东洋译文）紧接着，维特科尔在第一个注释中就抨击了拉斯金，控告其“文艺复兴建筑让它的建筑师都成了盗版者”的论断为“极端误读的陈述”。）
三段结束之后，埃森曼提出了要对概念或目的、功能、结构、技术、形式等要素进行一个排序，以便了解它们孰重孰轻，文本里的hierarchy或priority都是这个意思。这是他博士论文论证完毕的第一个前提条件：要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