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一、国家统一】谈划江而治：
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摘记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基辛格这段话做出的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
基辛格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308]——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310]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311]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312]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的导致国家毁灭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316]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毛泽东在明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总结明太祖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和教训。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317]，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318]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
大国崛起，当先反“普世”。今人所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教条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左”的教条主义，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他们不管革命或建设一律以苏联为谱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经济还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齐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反对的也是这种认识，而不仅仅是因为他“左”或右。
凡事一脱离实际，就不可能进入有效的实践。英国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不信“普世”教条，万物得亲自经历；美国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这也是反普世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观念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如果在今天光讲邓小平理论而不提毛泽东思想，看起来也好像把邓小平理论抬高了，实际上也是把邓小平理论及随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