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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烦恼的其实是这群波兰人，他们太被动了。被带来此地的人已经产生一种群众心理，大家看起来就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羊。我寻思着要如何鼓动这群人，让他们往前走。
我们的脑袋不仅被党卫军的枪托重重一击，也被某种更强烈的事物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法律与秩序概念，我们对正常的感受，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在这里全荡然无存。
过去的一切全终止了。
我们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心灵一下子被扯个粉碎。
首先，一名身穿条纹制服、手里拿着棍棒的人用德语问道：“你做什么工作？”
回答教士、法官、律师的话，就表示你会被活活打死。
站在我前排的男子才刚用德语回答“法官”，他的衣襟就被拽了起来。
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倒在地上被又打又踹。
所以，他们是刻意杀害专业人士。
发现这一点之后，我的想法有些微改变。
或许这种疯狂是有条理的，而这种可怕的杀害波兰人的方式是从杀害知识分子开始。
我的号码是4859，两个13令我的同志深信我一定会死，但我却感到雀跃。
我看到比我早入营几个月的同志脸部与脚部肿胀，我问医生，医生告诉我是水肿。他们的肾脏与心脏有问题。人从事劳动，却只摄取流质——咖啡、茶、肉汤以及清汤等——身体的负担会加重；我决定避免喝下对我毫无帮助的流质，只喝肉汤或清汤。
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才行。
有些人不想放弃温热的流质，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
抽烟对身体更糟。犯人刚到集中营的时候，身上没有钱，又不能寄钱回去。要等很久。收到家中的回信时，大概三个月已经过去。
无法克服烦闷的人，就会用面包换取香烟，而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我知道不少人如此，而这些人都死了。
如果囚犯的脚部肿胀，此时让他从事比较轻松的工作，并且给予较好的饮食，那么他的腿不久就会消肿，但之后他的脚会长满流脓的烂疮，分泌出带有恶臭的黏液，这种状况我还是头一回看见。
由于我避免食用那些流质食物，因此成功躲过这些毛病。
当你有了彼此协助，愿意为对方牺牲生命的伙伴，之后突然间，我的朋友，在你的眼前，你的伙伴被杀，而且是以最可怕的方式遭到杀害，然后呢？
有一种做法，冲向杀人凶手，然后同归于尽。事实上出现过一两次，但只是白白送命。
不，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做的话，我们只会赔上自己的性命。
于是，我们看着同志缓慢死亡，因此，我们与他一起死亡。我们看着，感觉自己与他一同死去。但是，我们会继续活下去，我们会打起精神，振作起来，我们会努力求生。
如果人以这样的方式死去，这样死了九十次，那么，人不可避免会变了一个人。
然而，我们有数千人死在那儿，之后是数万人，数十万人。
因此，外在世界与外在世界里的人，在我们眼里是可笑的，他们整天忙着不值得关心的小事。
集中营是性格的试炼场。
有些人跌进了道德泥淖。
有些人洁身自爱，坚守原则。
我们被锐利的工具雕琢着。它的刀刃划进我们的身体，令人疼痛不堪，但在我们的灵魂里，它却找到了耕耘的田地。
每个人最终都会经历这段转变的过程。
就像翻过的土壤，有些已被犁进右方肥沃的田垄，而左方的土壤则必须等下一次才能克竟全功。
有时候，犁会跳过石子地，因此留下一些未翻动而不肥沃的土壤，一块无用贫瘠的土地。
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头衔。
身份、学历全留在集中营以外的世界。
仿佛置身于精神世界一样，我们超然地看着这些形体披着无关紧要的世俗衣裳，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有的伙伴在真实世界的生活：这个人拥有这个身份，那个人拥有那个头衔，而大家只是像孩子般开怀地笑着。
我们现在全直呼对方的名讳。
我们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质。
一个人的价值完全以他最原本的样子来判断。
支持我们撑下去的，肯定是我们的乐观主义，因为其他的事物——也就是现实——实在太苛酷了。
饥饿啃咬着我们的胃肠。
喔，如果我们有那些面包就好了，我指的是我们抵达集中营那天放在失物手推车上的那些面包。
我们当时不晓得面包的真实价值。
不知何故，我没有肠胃问题。
虽然这是再基本不过的事，但是健康的胃的确是在集中营存活的关键。
生病的人，必须有足够的意志力让自己在短期间不吃任何东西。
不可能特别为你准备饮食，在医院或许可以如此，可是要获准进医院相当困难，而且很少有人活着回来，出院的人通常是送到火葬场焚化。
意志力是关键，但在一些情况下光有意志力是不够的。
对他们来说，每天依然活着而且能继续行走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我们似乎已经跨过了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跨过的门槛，而且还远远超越。
是的，我们现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鄙夷感，对于那些也能勉强称之为人的人感到轻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人性的坚强感到敬佩，有些人强大到能拥有灵魂，能拥有不朽的内在。
当然，这种说法放在数十具尸体面前，马上就破灭了。
接下来几天晚上是我进集中营以来最艰难的时期，我不断与虱子奋战。
我不想屈服，任由虱子啃食我。
我承认，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力气对抗下去，或许应该说，是否还有意愿对抗下去。
我的心理状态很危险，怀疑自己的奋斗意志很可能使自己一败涂地。
一旦我意识到这点，我就觉得好多了。
我帮我跟吃不下东西的病人买面包。
我吃了——我什么都吃。
我的性格确实有古怪的一面，我不止一次发现这点。
其他人发烧时，什么都吃不下，我却大吃特吃。
对此感到困惑的人，我欢迎他多了解我一点，然后他可能会发现，我这人做事情的顺序都跟别人相反。
三天两夜，我跟虱子的对抗远多于跟病魔的对抗。
第三天，我的体力几乎已经用尽，我决定告诉弗瓦德克我的状况。
我写了一张卡片，让新朋友布尔斯基转交给医官2号。
我写道：“如果你不马上把我弄出去，那么我大概会用心所有力气在对抗虱子上面。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我很快就要进火葬场了。”我告诉他我的位置。
几个小时后，医官2号出现了，旁边还跟着医生12号。
医官2号在病房巡视(这不是他的部门)。
他假装不认识我。
他转身对医生12号说，“这家伙有什么问题？你能帮他检查一下吗？”
检查结果，我的左肺发炎。
医生2号宣布，这名病人需要带去检查，并且注射新的药剂。
我来到第20区。
我得救了，这里没有虱子。
我们这些20世纪的人类，敢不敢直视祖先的眼睛，可笑地，证明我们确实来到更高的文明阶段？
我们误入了歧途，我的朋友，我们走上一条可怕的岔路。
更糟的是，我们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
我想说我们已经成了禽兽，然而，不，我们比禽兽还糟一大截。
为了保持体力，在本能驱使下，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下去，什么东西都好吃。
我不是专精的木匠。我学会了锯、创、在木板末端上胶然后将其黏在桌面上。
然而，最重要的工作主要还是靠眼睛。
在奥斯维辛，无论从事哪一项工作，靠的都是眼观四处耳听八方。
囚犯必须留意监督员是否看着别的地方，这样他才能获得短暂喘息。
你最好乖乖工作，或假装你在工作。
你不能呆站着或闲晃，即便在此之前你已经在没人监督下连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剪除知识分子，因为集中营当局接到的指令就是如此。此外，无法从事工厂工作的知识分子如果无法进入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储藏库(如工地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医院、囚犯个人财物储藏室与衣物储藏室)，那么他就死定了，因为他在这里没有用处。一个知识分子也许拥有丰富的学识，但遗憾的是，有时他缺乏实际的技能。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较为柔弱，他们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也吃不惯过期的食物。
很可悲，但如果我想呈现真实的集中营，我无法不提这点。
读到这段陈述的人，如果以为我是在抹黑知识分子，那么他可就错了。
我相信我也算得上知识分子，但这不表示我不会写出苦涩的事实。
被带到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比例缺乏生存技能。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眼前的处境，不仅要隐匿自己的职业，而且要有一套弹性做法，才能在冷酷艰苦的集中营土地上活下去。
职业的礼貌在此荡然无存，他们必须懂得看脸色。
工程师不可能待办公室，医生也不可能待医院：哪怕是最微小的缝隙，他们都要好好把握，赶紧从这里钻出新来者营区，从事当局认为有用的工作，这可不是顾忌波兰人荣誉的时候。
我并非夸大其词，律师在这里形同废人。
最重要的是，要跟每个波兰人维持友好关系。如果对方不是混蛋的话，利用对方的协助，同时也要回报对方的恩情。
在这里，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就是结交朋友与合作……彼此帮助。
但有太多人不了解这点！
有太多利己主义者各行其是，对于这些人，你可以这么说，“鱼不帮水，水不帮鱼。”这些人一定会死。要救的人太多，救得了的人太少。
此外，很多人缺乏意志力，会吃下自己无法消化的东西，而知识分子的胃向来很弱。
我现在在奥斯维辛玩的游戏相当危险。
这句话无法真正传达现实；事实上，我做的事已经远超过真实世界的人眼中所谓的危险，光是穿过铁丝网进入集中营就已经不是危险可以形容。
集中营司令官与他的随员来到逃亡者住的营区前面，此时该区囚犯已站成十排。司令官巡视每一排，然后挑出他想处死的囚犯。
看起来视死如归的家伙通常不会被选中。
有些人无法忍受这种紧张感，有时司令官与随员才刚走过去，他居然自己出列，这种人通常会被送去处决。
有一回，一名年轻囚犯被选中了，但一名老人，他是个教士，自己出列要求司令官让他代替这名年轻男子。
这是个震撼人心的时刻，整个营区的空气都冻结住了。
司令官同意。
这位英雄教士赴死，而年轻的犯人入列。
1941年11月11日早上，42号同志过来跟我说：“我做了奇怪的梦，我觉得今天我会被选上，或许是我多心了，但至少我很高兴自己能死在11月11日。”
半小时后早点名，他的名字果真被叫到了。
他亲切地向我道别，他要我转告他的母亲，他是从容地赴死。
几小时后，他死了。
他们进去的建筑物是火葬场。
显然，人可以一直保持天真，直到死那天为止。
当沿着灰色道路朝制革工厂列队行进时，脚下扬起了尘土，我们看见黎明美丽的红光在果树的白花与路旁青绿的枝丫间闪烁着。或者回程时，我们看见年轻夫妻悠闲漫步，呼吸春日的气息，或者看见母亲宁静地推着婴儿车——然后，某个令人浑身不舒服的想法浮现脑际，不断地盘旋，顽固地想为这个不可解的问题寻求解答：
我们都是人吗？
那些走在花丛中的，与那些朝毒气室走去的，都同样是人吗？
那些手中的枪支上了刺刀，走在我们旁边的家伙……与我们——数年来一直遭受诅咒的不幸者，都同样是人吗？
我大胆建议这四个人可以穿着党卫军制服，开着司令官的名贵车子逃离奥斯维辛。大门卫兵举枪向他们致敬。
集中营头子奥麦尔在途中看见车子，他尽职地敬礼，但有点惊讶于驾驶居然把车开往废弃不用的铁路平交道。
车子迅速倒车，并在另一个地点跨越平交道。
他把原因归咎于伏特加，以及驾驶不清醒的脑袋。
他们绷紧神经，这次逃亡终获成功。
集中营头子回到奥斯维辛，刚好赶紧晚点名，各区的囚犯以整齐的队形站好。
接下来好戏要上场了。
他接获通报，有四个人在点名时失踪了，更糟的是，他们开走了司令官的车子。
这件事发生在党卫军卫兵室。
奥麦尔几乎要气疯了，他大喊自己刚才还见到这些人。
然后他绝望地将帽子扔在地上，而且……突然间大笑起来。
以下是死去的成员：勇敢的维尼霍位50号，53号，54号，58号与我非常想念的朋友30号。
坦然说，我能写自己“非常想念”某人吗？其实我想念每一个人。
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描述自己。
从某个程度来说，当我发现自己走过黄金与宝石而能看都不看一眼时，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今日，在现实世界里回顾过去，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这些物品其实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囚犯也据此替自己的行为辩解。
当时我几乎也同意这样的说法。
然而，我还是无法克服对这些沾了血的事物的嫌恶。而且就算我能克服这种感受，我也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道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诡异的是，对我来说，这些物品早已丧失了价值。
此外，那时的我已经历某个阶段，也许是经验的影响，也许是信仰的驱策，因为我是个信仰者，对我来说，自尊的价值远超过任何黄金与宝石。
简单地说，如果我逼迫自己去拿黄金和珠宝，那么这只会让我失去我努力到现在所得到的珍贵之物。
此外，我要寻找黄金之前，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我觉得这么做是在伤害我自己。
这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天知道，也许再让我回到当时的状况，我会做出不同的行为。
我告诉他，我打算离开。
上尉159号有点惊讶地看着我说，“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想来或离开奥斯维辛吗？”我回答，“可以的。”
我去见85号，他对奥斯维辛的周边环境非常熟悉。我问他，如果要逃走，他会走哪一条路，往哪个方向。85号看着我，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说：“如果是别人谈这件事，我会当他在开玩笑。但既然是你说的，我相信你一定出得去。我会朝切比尼亚与赫札努夫方向走。”
我自己想做什么跟实际去做，中间总是存在着差异。很久之前，多年以前，我才让自己能将这两者合为一体。
很重要的是，我是个信仰者，我相信如果上帝想帮助我，我一定能成功。
我对这个人没有信心——因为我听过有关他过去的传言，而且他在这里曾经搜集过死人的金牙，再加上他曾画勋章表扬上校121与59号在组织里的工作成果——我觉得，他为了活命，很可能答应与德国人合作，把组织的事全供出来。我认为161号所知道的组织领导都必须尽快离开奥斯维辛。
这回，我们把所有力气全贯注在门上。突然间，无声无息地，门在我们面前开启。
冷意直冲我们温热的脑门而来，闪烁的星星仿佛在向我们眨眼。
这些全在转瞬间发生。
雅希克、我与艾德克迅速跃入未知的黑暗之中。
在此同时，身后响起了枪声。
我们不知道自己跑得有多快。但子弹没打中我们。我们的腿、手臂与身体在风中狂奔着。
周遭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让我们陶醉。
我们爱这个世界，但不包括世界上的人。
当地司令官的姓名跟我在奥斯维辛使用的假名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我冒用他的姓名度过了一段地狱般的岁月，而他完全不知情。
现在，我的脚步引领我去见名字的主人。
这是命运吗？盲目的命运？如果真的是命运，那么它绝不盲目！
诚实与普遍的不诚实之间的界线，正一点一滴遭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