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陶渊明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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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这个问题：什么是顿悟、渐悟？
来自佛教禅宗。南宗讲顿悟，北宗讲渐悟，用一生去参透。大家安于南北宗、顿渐悟，我不同意。
顿悟一定要有渐悟的基础。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谈话，就平下去了，还未达到“自立”，卓然自成一家，不建立体系而体系性很强。
为什么？渐悟过程远远不够。如此，顿悟的，渐渐会顿迷，渐悟的，也会渐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所谓潜移默化，就是渐悟。
顿悟可以写下来，渐悟无法写下来。心中一亮一暗，一冷一热，都可以，也应该写下来。
这样子，诸位与我分开后，仍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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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文化之高，西方还没有注意到。其文学与生活的浑然一元，浑然一致，西方没有出现过。盛唐的李白、杜甫，也未如此。不是以殉道精神入文学，而是文学即生活，生活即文学，这样的浑然一元，是最高的殉道。
嵇康想以“不死”殉道，老子、庄子，都提倡不死殉道，说他们颓废，胡说！他们都知道生命之可贵，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他们都想活下去。嵇康写《养生论》，就是继承《庄子·养生主》篇。嵇康后来择死，实在迫不得已，是在苟活之状下才择死。阮籍佯狂醉酒，逃过种种杀机，写了不少咏怀诗。
希腊人说：我们最讲享受生命、快乐，战争来时，我们最勇敢！
我认为，魏晋风度，就在那些高士艺术与人生的一元论。这一点，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艺术家似乎都没有做得那么彻底——这也算我的新发现。所以，真想与鲁迅先生谈谈。他在厦门大学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真称得上“言不及义”。
今天要讲陶渊明。陶渊明之前，还得先讲曹操、曹植、阮籍、嵇康、左思等人的作品。中国文学史上称“建安风骨”，后来的“盛唐气象”是“建安风骨”的衍伸发扬。李白有句： 
蓬莱文章建安骨。
盛唐的文学，是从建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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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刘桢、应玚。
竹林七贤（晋朝）：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之后就是陶渊明。
曹家三父子，文学之家。曹操（155—220），气度之宏大，天下第一。曹植（192—232），才高八斗，不对，曹操值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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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短歌行》，好在即兴流露，似乎不认真作文学对待。严格讲，引《诗经》不允许一连四句拉过来，那是犯法的。但全诗造诣高，觉得作者才思足够挡得住，所以不当剽窃论。
全诗有景、有情、有姿态、有表情、有动作。我平常说，一个艺术家要三者俱备，头脑、心肠、才能，这首诗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座各位可以自己评评自己：三者俱备否？如果缺一，赶紧补一；缺二，问题大了；缺三，事情完了。
在我看，各位都是三者俱备，问题在三者不均衡。有的头脑好，心肠好，才能还不够些。有的才能、心肠好，头脑要充实——这都是正常的，正是每个人的风格所在。
说开去——
托尔斯泰，才能、心肠好，头脑不行。 
瓦格纳，才能、头脑好，心肠不行。 
柴可夫斯基，头脑、心肠好，才能不行。 
不过这是比较他们自身，或者说，是和三者全能的最高超的人比较。要是和二三流人物对照，托尔斯泰的头脑、瓦格纳的心肠、柴可夫斯基的才能，那是高出百倍千倍。 
回到曹操，他是头脑好，才能高，心肠有问题。但在诗中（文学的有限的小规模中），可说是三者俱备，至少，不失为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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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欣赏崇高伟大的作品，自己就崇高伟大。
顺势而下，要讲到竹林中去了。不过我只讲阮籍、嵇康两位。一是七贤之中，阮籍、嵇康，最杰出，二是因为粗解容易，细味难。
原因：阮籍（210—263）为要避杀身之祸，诗写得暧昧晦涩，表面看，儿女之情，其实寄托甚深的。但不了解他的身世处境，难道感受不了他的诗吗？不然，艺术家、艺术品、艺术欣赏者，三者自有微妙的关系。艺术家的身世，不必直说，艺术品中会透露出来，欣赏者不必了解艺术家传记，却能从作品中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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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代虽然专制，诗人还可以悲哀。我遇到的时代，谁悲哀，谁就是反革命。所以热爱生活啊、健康积极向上啊，饱含恶念，是阴谋，是骗局，是透明的监狱，是愚民的毒药。我一步步看出这种虚伪，用心之刻毒，远远超出古代。对照起来，要在汉末、魏晋、南北朝，做个艺术家、做个诗人，并不很难，在我青壮年时代，你要活得像个人，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同情阮籍，阮籍更应该同情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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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224—263，一说223—262）。他长得漂亮——如果其貌不扬，我也不买账——嵇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举一个例：
《赠秀才入军》其十（秀才嵇喜，嵇康之兄）
……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揽，张弓。繁弱，古良弓。接，搭箭。忘归，古良箭）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景，影也。飞，鸟也）
凌厉中原，顾眄生姿。（凌厉，奋战）
再举一例：
《赠秀才入军》其十五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磻，以绳拴石击鸟，音波）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筌，捕鱼的竹笼）
郢人逝矣，谁可尽言？（郢，楚国都。请石匠送斧削去鼻尖的一点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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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即有此“天生丽质”。以上两首，最有嵇康风范，在整部中国诗史上也显得非常卓越。李白、杜甫，总给人“诗仙”、“诗圣”之感，屈原、嵇康，给我的感觉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我的定义，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嵇康为什么是艺术家？人格的自觉。风度神采，第一流。 

所以第一流的艺术品，还得分两类：
一，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
二，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
以画家论，前者如魏拉士开支，后者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艺术家贵在“自觉”，原始艺术如彩陶和后来的敦煌、云冈，因为制作者没有艺术家的自觉，只见作品，不见作者。自然界呢，花、叶、山、水，奇妙在似乎有作者的，而且非常自觉，所以总是使我发愁，使我的无神论始终无不起来。我是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无神论者。这个命题留待以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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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的艺术家，非常自爱（不是自恋），会自我观照，自我脱离，以供自我观照，用神驰的眼光对待自己。
通常的解释是，二流三流也有成熟期。我的见解是：唯一流才有成熟可言——你们去考察最伟大的艺术家，几乎全是这样的，有的明显些，有的含蓄些。反正哪里有艺术，哪里便有“人”。我一天到晚爱艺术，爱人，没有工夫爱“人类”。我是人类的远房亲戚。
王麓台（王原祁，号麓台，1642—1715），率意，但不是率真，不是率性。看起来老笔纷披，成熟了，然而没有香味。率意而不率性，更无率真可说。因为他没有什么至性、至真，亦即，他是二流。“四王”始终是摹仿的群体。魏拉士开支，也避开创造美而创造一流的丑。然而，丑毕竟不是美，二流人物再自觉，也不可能晋身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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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约365—427），双重的隐士，实际生活是退归田园，隐掉了。文学风格是恬淡冲和，也隐在种种高言大论之外。上次我说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塔尖，曹立伟立刻问：那么陶渊明呢？这一问问得好。我当时的回答是：陶渊明不在中国文学的塔内，他是中国文学的塔外人。
正由于他的第二重隐士性，所以生前死后，默默无闻。

读陶诗，是享受，写得真朴素，真精致。不懂其精致，就难感知其朴素。不懂其朴素，就难感知其精致。他写得那么淡，淡得那么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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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不是总说，要怎样才能写得真诚，陶渊明就是最好的回答。但纪德即使精通中文，读了陶渊明还是没有用。因为纪德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就大了，就没有希望解决了——陶潜从来不会想到“怎样才能写得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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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
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
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包括《世说新语》）。 
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陶诗的境界、意象，在现代人看来，还是简单的，但陶诗的文学本体性的高妙，我衷心喜爱。如：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釆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 
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
李后主，“乱头粗服”也好一前提是“天生丽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