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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2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
不论经过任何意识形态之熏陶，也不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情绪，有如一座大水库，永不会枯竭。
春秋时代军队人数少，战斗不出一日，交战时保持骑士风度。交战者按仪节行事使战斗艺术化，符合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到战国时代，这样文明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强国已有今日欧洲各国的疆域规模。作战起来其凶残也不下于现代人物。一到战国末年，每方投入战斗的兵员近五十万，实为常事。野战之后又包围城市，可以连亘数月。有好几个国家已做到全民动员的地步。
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十五英寸等雨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基本也是农耕与游牧区的分界线。
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
秦虽以征服其他国家为职志，其所拟之消灭者仅是对方的王室与贵族，秦王本身的重要卿相，却全属客籍，即统一天下后亦然。秦之记录里看不出人民因原有国籍而受亲疏歧视的待遇。
（兵马俑不能用作科技大突破，有如文艺复兴之于西欧）这些艺术与技巧之所以不能持续，可以用缺乏社会的推动力来解释。米开朗琪罗需要教廷雇用，才能发展他的天才。鲁本斯替靠各国国王画画像而生活优裕。秦国的无名艺术家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是集体完成的，只能贡献于一个君主之前，而他的纪念馆竟是埋在地下之陵寝。
汉朝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二百年，全盛时管辖的人口约六千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所以罗马是多少？）。
汉朝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
游牧民族的战斗优势：他们以游牧为生，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
隋唐以来，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
东西六英里而南北五英里，这座一千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八倍。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话，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
宋在社会未及准备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做行政工具。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岳飞死后二十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
《辽史》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许出镜。
及至康熙在位末年，国库充实，于是诏令全国人丁税以公元1711年为准则，以后人口增加亦不增税。
因此症结不在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
像培根和笛卡尔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
（道光皇帝和其臣僚）虽说没有人能替他们辩护而撤除此类恶名，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
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中国传统，天子最大的德行不是对每个人给予其所应得，而是不偏不袒。
我们也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各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婉言拒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
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别路可走。
民国缺乏效能的主因在于财政。民国成立，接过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传统收入之大宗为土地税，可是这用以维持旧式衙门，为数过少而且分布过于广泛，不能算数。其他的收入又当作向外借款和赔偿军费的抵押品。对内发行公债则无人认购，于是只有向外举债。谁愿向中国放贷？无非受外国政府支持的银行集团。这样一来，中国的领导人看起来总是外国主子之工具而对自己本国人民跋扈嚣张。
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八十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一套救国方式。
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等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国家信用膨胀到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五百万镑增至七百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一千三百万镑增至三千六百万镑。马波罗公爵（丘吉尔祖先）能够打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生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地条列：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