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页 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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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一《王粲傳》載「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禎字公幹並見友善(按:以上提及六子)……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子之例」。卷末陳壽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人頭略有出入,試淺論之:
後世通常所謂的「建安七子」包含孔融,源出且僅見於曹丕《典論·論文》,裴松之亦注引其後。然孔融非曹魏集團文士,爲曹操所誅,年長且無交游。是故,孔文舉入《後漢書》而在《三國志》中無傳,當爲史家共識。且就其語境來看,引文前有「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句,評語亦及文帝、陳思領導之功,既已限定範圍,文舉自不在列。至於陳壽所謂「七子」有誰,個人傾向曹植。自鍾嶸《詩品》(「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舊唐書》元白傳末(「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皎然《詩式》(「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到許學夷《詩源辨體》(「魏自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植與粲等六人,實稱建安七子」)皆以植入七子,明崇禎十一年本《匯刻建安七子集》亦如此編選。
曹丕並舉孔融,或因一己之好,一時之興,但以文才爲標準。操誅融後,時議紛紛,或成禁忌。《後漢書》言其逝後「許下莫敢收者」,操亦敏感於此,故「將收習殺之」,甚至封鎖言論。然「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征賞其文,昭雪習氏,禁忌已開,故基本排除成書時世論本有七子,囿於政治因素刪去一子而留下痕跡的可能。聯繫上下文,曹丕之「七子」但以其時其世文才而論。當他強調集團交游而並舉諸子時,如《與吳質書》,亦無孔融。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其時其世」,當以曹丕的角度理解:身處歷史洪流之中,或並無明確劃分漢魏的歷史自覺,也並不以其統領疆域爲界,英雄之心自在天下。明胡應麟以其兄弟相忌故略植,似有道理,余不以爲然。
總結而言,後出的「建安七子」概念應包含以下三層意義:陳壽以時而論,孔融當歸入漢室;曹丕《典論·論文》淡化集團歸屬,誠以其時天下英才而論,故包括孔融;曹植、楊修等則多以鄴下文人集團而論。近人不應糾纏於各說各話的共名概念,結合原始材料、具體地分析方是辦法。值得進一步探求的是,公衆在何時、因何原因普遍選擇接受與鄴下文人相疏離的孔融名列「建安七子」中,而非曹植或「建安六子」,若能釐清,必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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