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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指出：“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两者不可割裂，共同构成高等教育的目的。
2、英语有一句谚语：“吃什么饭长什么身体（You are what you eat）。”对大学来讲，开什么样的课程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毕业生。对学生来讲，修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创新潜力。
3、当年如醉如痴之际，将尘世规则一概放下，待到一转眼，物是人非，那爱情恍若一场幻梦，真金白银却清晰如砥。行走江湖，真心难以完好无损，伤了几次之后，就舍不得老拿出来了，即使遇到貌似可以付与真心的人，也会打量了再打量，一旦起了打量的心，疑窦就一定会生出来。
4、惩罚就意味着了结，这是他备感轻松的原因。
5、伪形的义对社会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它只能使社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团伙，即以团伙代替社会，使社会发生变质。
6、《水浒传》对妇女只有道德法庭，没有审美法庭。与此相反，《红楼梦》对于妇女只有审美法庭，没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则两者皆无，它只如实地描写社会百态与人生百态，既不做道德判断，也无审美意识。
7、
8、当上帝从他指导的宇宙和它的价值秩序的宝座、从他区别出善恶及赋予各种事物意义的宝座上缓缓离去，堂吉诃德就从他的住宅动身走进了他不再认得出的世界。上帝这最高的裁决者不在了，世界突然显现出了它可怕的多重性质；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解释为无数相对的真理，被人们分发开来。像笛卡尔一样，把思考着的自我认作万物的基础，从而孤独地面对宇宙，这就是采取黑格尔所正确地称之为的英雄的态度。像塞万提斯一样，把世界看作是多重模糊的、不得不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个矛盾百出的各种真理的混合体（真理体现在叫作人物的想象性自我中），要把某种不确定的智慧作为唯一的确定性，这同样需要勇气。
9、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就是在他理解之前作出判断。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种愿望上。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把小说的相对的和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他们要求，总得有某人是正确的：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者，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者，或者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毁灭的无辜人，或者法庭代表了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种“是或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无能正视上帝的不存在。这种无能使得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难以接受和理解。
10、小说也同样在遭受简单化白蚁的洗劫。这种简单化不仅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也简化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就像整个文化一样，小说也越来越多地落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手里；作为地球历史统一的代办者，传播媒介扩展和引导了简单化的过程；它们在整个世界传播同样的简单思路，陈词滥调。这些东西很容易被最大多数人、被每一个人、被全人类接受，在各种媒介工具中出现的不同的政治利益则无关紧要。在这些表面的不同之后，盛行的是共同的精神。只要对美国或欧洲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周刊投去一瞥，就能看到，它们都有着同样的人生观，反映在同样排列着的目录上，处于同样的标题下，在同样的新闻语句、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趣味、同样的他们评判为重要或不重要的的事物的等级里。这一大众媒介的共同精神用政治分歧加以伪装，它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来说与小说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11、关于悲剧与喜剧，惯常的说法是：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喜剧却是将没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喜剧素材。有价值的东西被撕破，让人洒泪哭泣；而没价值的东西被撕破，却让人捧腹大笑。
12、“道德良心使我们变懦弱。”
13、伊丽莎白出身在一个家产不丰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地位不高、背景不优越难免使我们的自卑心转变为一触即发的傲慢，特别是对那些太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
14、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
15、“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我经常想起法国重要学者丹尼·梭拉的这句话，我觉得再没有一句话，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出我对卡夫卡的阅读感受了。
16、昆德拉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关于人物描写有三大规则：一、应该给小说中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如关于人物外表、说话的方式、行动的方式等；二、应当让读者了解人物的过去，因为正是在人物的过去中可以找到他现在行为的动机；三、小说中的人物应当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自己的看法应当隐去，作者自己不能直接发表议论影响读者，而应让人物自己去表演、去行动。这样的人物描写的规则就使真实性、客观性和逼真性成为小说人物的根本特征。
17、“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米兰·昆德拉如是说。或许，做爱是轻盈的，而爱却是沉重的。或许，肉体是轻盈的，而灵魂却是沉重的。再或许，放逐是轻盈的，而拯救却是沉重的。在人类的普遍认知中，如果说“重”标志着对道德、价值观和意义的坚守，是否，“轻”就意味着对这一切的搁置和遗忘呢？对这一切，米兰·昆德拉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很认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18、写作，阅读，好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他者性、陌生性和奇异性中去寻求安慰。我感觉我的父亲阅读小说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要逃避到西方去——就和我后来做的一样。或者，对我来说，那些时候的书籍是我们用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有缺憾。也不仅仅是通过阅读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伊斯坦布尔。
19、因此，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的有效的解毒剂。
20、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常识极不发达的民族。我们要相信一个东西，往往就要走极端。比如儒家讲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儿”“割肉疗亲”的地步；道家讲养生，就要追求长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个个都早早地进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我们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预兆、禁忌、神功、气数、卦象、祥瑞、符咒、灵怪、魔障、风水、命相，以及各种无法解释的“奇技淫巧”。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讨和掌握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原理，而是寻找能够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
21、武侠小说反映出来的读者心态多半是不成熟的儿童心态，它的一个最突出的作用就是鼓动读者进入一种“快意恩仇”、似真似幻的白日梦状态，却不需要任何常识。它往往是借用古代某个时期的一段传闻添油加醋，绘声绘色，插入某些民间公认的正义观念，随意引申，让人起一种模仿的冲动。现代西方与这种体裁大致相当的，一个是侦探小说，一个是科幻小说。但侦探小说完全是一种常识推导和逻辑的训练，科幻小说则是基于当前科技水平对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包括道德伦理的思考。比较之下，中国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中的伦理思想基本上是既定的，其中的伦理冲突顶多不过是传统伦理的内部冲突（复仇等），极少伦理思想的探索；而对常识的扼杀则是全方位的。
22、表现在认识论和自然规律方面，则是缺乏与客观事物打交道的稳定的媒介（逻辑和实验），而总想跨过媒介直接与客观世界达到同一（天人合一）。
23、我时常怀疑文学为何存在？后来我想，或许是因为人是孤独的，我们对他人其实一无所知。人们通过阅读小说得知他人的生活，来消解生命的孤独。当然，这是读者的体验，作家另有艺术上的追求。
24、好的小说无疑应提供人类生活的多样，你认为爱情是温柔相伴，而有人的爱情则是终生对抗；你认为青春都是叛逆的，而有人的青春则很平顺。只有在不同的生活体验里，人才能窥见世界的全貌。门罗的小说拓展了人类的情感体验，在看似平庸的人生里，人心并非那么单一、平静和安稳。这是门罗的好处，她不从俗，只从自己的世界里来描写人性。
25、王小波说的其实都只是一些常识，而我们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本来的童真和勇气。在忘却现实的荒诞与疼痛之后，我们都沦为心灵与良知的叛徒。
26、王小波曾经跟李银河说：“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27、李银河说：“看小波的书，不必正襟危坐，躺着读，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