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页 致谢、前言

诗性正义是努斯鲍姆在西北大学、哈姆莱大学、耶鲁大学、都柏林三一学院所做演讲的合集。
过度信赖技术化方式，为经济学功利主义建立模型，导致共情力和感受力的倒退。本书的目的就是，让在公共生活中失语的要素重新发挥作用。
努斯鲍姆比较关注的是法律与文学、情感的关系。同情与仁慈、公共判断中的情感作用、什么影响了我们想象不同于自己的他人处境。
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诞生地——努斯鲍姆还讨论了文学想象与经济学推理之间的关系。、
……对叙事文学进行思考确实有可能有益于公共推理，特别是有益于法律。（前言：p6）
努斯鲍姆批判的是经济学的标准范式对生活质量进行的评估，认为这种评估太过简单化，缺乏对人类复杂性的把握。从我们身边的例子看来，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何不如此？
文学和情感的确拓宽我们的同温层，经验边界，去感受我们平时触不到的困境，从而引起共情。
当然，文学想象仅是促进公共理性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果完全用移情的想象来代替基于规则之治的道德推理，是极端危险的。（例如，陪审团，《控方证人》这部片子）这一点努斯鲍姆也承认。但她还是认为，“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p7）
努斯鲍姆继承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读者或旁观者的情感是良好伦理判断的必需部分”。尽管这些情感有局限和危险，但努斯鲍姆仍然相信情感的力量。
然而，在一个充满偏见与仇恨的政治氛围中，即便能把文学和情感的力量发挥到最佳程度，这一切又有什么作用／意义呢？
接下来努斯鲍姆举了一个学生为她提出的问题，承认，的确，有些文学作品，反而在助长人的偏见与仇恨。文学想象自身并非清白。
畅想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中也只是一种脆弱的力量。（p9）
尽管如此，努斯鲍姆还是认为，这不是文学想象自身的缺陷，而是没有充分运用好文学想象的那类人的缺陷。
对这个缺陷进行补救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畅想，而是要更稳定和更人性化地培养教养；不是要用想象去取代客观地制度结构，而是要建构制度，以及建构一些制度的参与者，一些能够借助制度化的坚固保护更完美地具有同情性想象的洞识的参与者。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单纯依靠个体的畅想。制度本身也需要被“畅想”的洞识关注。（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