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

任何民族的命运，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
1. 后代中国对域外国家常不愿称之为“大”，汉代见诸记载的国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秦，有以文化取义，有以地望命名，不仅对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孙权派往南海的使节，谓“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人众，大秦宝众，月氏（贵霜Kusana）马众”，三者并举；3世纪后，中国政治上陷于分裂，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佛教之宏扬尤称盛事；隋炀帝亲幸突厥可汗帐中与积极引致西域贡使、胡贾；皇室与外族通婚在唐代为常事，职司海外贸易的市舶使为唐代创置。
2. 8世纪中期，内外情势逆转，五代纪纲廉耻丧亡，王朝兴废多系契丹的爱憎，国已不国，先后逾二百年；宋代趋于消极保守，连领导变法运动的王安石亦劝神宗不可以唐太宗为法，南渡后观念益讲求向里工夫，宋儒之所谓理，同于酷吏所谓法，为祸斯民至烈；宋人重视陆上之防，对海上诸番则优遇有加；蒙古西征恢复了中西中断400年的路上交通，然其影响于中国者，远不若欧洲之巨，原因为蒙古人并无将异域文化输入中国的能力与愿望；明太祖”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沿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至清则满人政治军事的防范之外，思想钳制所关尤大，清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
3.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各种变乱使中国的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
4. 葡萄牙1486发现好望角，1512击败垄断欧亚海上贸易约九个世纪的阿拉伯舰队，占领印度西案GOA，掌握印度洋海权。但葡萄牙的海上经营，系由国王主持，等到东来的葡人日众，这般人但顾私人利益，往往不择手段，则国王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了，此为葡萄牙不能长期保持其东方权势的原因之一。
5. 中国的东南海疆对外问题自明初，始有倭寇问题，继之为葡萄牙人，倭寇之祸亦随之严重；及倭寇荡平，西方的威胁反有加无已， 1521年明围攻葡人聚集之东莞屯门岛，之前已招致习知葡人造船铸炮的华人如式仿制，获胜，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初次战争，初次使用西方武器； 1548年，中葡再战双屿，葡人与倭寇联合，18年倭寇之祸于此始； 16世纪末，葡萄牙本土为西班牙所并，第一个代表西班牙进入东亚的为葡人麦哲伦，但西班牙的对华商务，始终不甚重要。
6.  1588年，无敌舰队覆灭，英国取好望角东航；1600年，伦敦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船强入珠江，虎门炮台失守；1688年英重返广州，一跃而居西方对华贸易领导；花旗国“其舶较他国为小，随时可至，非如他国必八、九月始能抵口，所以来舶较多”，地位仅次于英国。 
7. 1644年，俄人入黑龙江流域；1665-1666年筑城雅克萨和尼布楚；准噶尔之噶尔丹东侵外蒙喀尔喀，牵制清朝对俄战事与谈判，1689尼布楚条约签订；俄人在清所享受之权利如允俄人通商北京等其后百余年其他国家未能享受，但乾隆以后，中俄关系如一般中西关系一样转入低潮。
8.1583年利玛窦到肇庆；1614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斥西士变乱历法，诳惑人心，与澳门诸番通谋，以往万历优容教士，此时涉及政治而无法再留；又反对西教者，谓西炮非不可用，惟须以白莲教为戒。
9.耶稣会士对道学或理学的批评，谓理道为虚字，驳天即理之说，指宋儒妄为注释，理学家反诋他们为“太极之乱臣贼子，素王之恶逆渠魁”；方济各与多明我会士得西班牙人之助，来华者日众，引发对祀孔祭祖礼仪的争论；雍正时期耶稣会士卷入宫廷政治；教禁愈演愈烈。《四库全书》评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