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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缺的力量就是意志，因此，对于责任有很大恐惧，没有人能够很好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躲在集体后面，这就叫滥竽充数，于是形成了一个群盲种类：谁若具有一种强大的，命令性的和大胆的意志，他就一定会在这样的时代里获得统治地位。
民主乃是国家的一种衰败形式，是种族的一种蜕化形式，是败类的一种优势形式。
社会主义十分天真地梦想着“真、善、美”和权力平等这种群畜胡言，无政府主义也想要相同的理想，只是以残暴的形式，议会制和报刊“煽动群畜做主人的手段”
最高等级的艺术家意志手上掌握了暴力，能够以立法、宗教和伦理为形态，长时期地贯彻它的创造性意志，为什么会付诸阙如？在今天以及长期地都没有任何更具敌意的东西挡在路上“群盲道德”（竭力追求地球上普遍的，绿色的牧场幸福，生活的安全无忧，如果一切顺利希望摆脱一切种类的牧人和带头羊，他们传布最多的是“权力平等”和同甘共苦，苦难被当做某种绝对必须废除掉的东西）→相反条件，人的处境的危险性急剧增长，人的发明力和伪装力在长期的压力和强制下顽强抗争，人的生命意志必须被提升为一种无条件的权力意志和强大优势，危险、冷酷、暴力、权力不平等，质言之就是一切群盲愿望的对立面，都必然要提高人这个类型。
女人们借助于爱和赞扬，无疑并没有降低走向不公和错误的危险，“女人多半是被女人们轻视了”——根本不是被男人们（男人们是不会用赞扬和爱来迁就她们的）
第一类哲学家以某种方式抓住大量的价值评估，通过符号概括和简化这个世界，然而，真正的哲学家却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说“理当如此”（处境危险阴森可怕）规定着人类的何往何为，支配着哲学工作者的准备工作
那些十分伟大和强大者都是骗子，他们的使命就是希望自己做骗子，生活的进展只有在一种一贯的和长期的受骗上当才是可能的，那么，这个一贯的骗子就可能获得最高的敬意，成为生活的规定者和促进者，人们由于不讲真话而伤害他人，这是幼稚者的信仰，是一种青蛙式的道德视角，如果生活和生活的价值乃依据于完全被信仰的谬误，那么恰恰讲真话者想要真理者可能就是伤害者（作为拆穿幻觉的人）
我们今天在欧洲习惯于当做“人道”“道德”“人性”“同情”公正来尊重的一切东西，虽然作为对某些危险而强大的基本本能的弱化和缓和，可能具有某种凸显的价值，但长远看却无异于对“人”这整个类型的缩小——如果人们愿意宽恕我在一个绝望的事情上说一番绝望的话，那就是对这整个类型的平庸化了，人借助于他们不断增长的道德，以全部的清白和纯真，误以为自己从动物层面上升到了“诸神”档次和超凡的规定性层面，但实际上却是下降了，也就是说，通过所有美德的培养，并且通过对其他不同的和对立的种类的压制，恰恰只是发展了人类中的群盲动物，也许借此把人这种动物固定起来了，因为迄今为止，人都是“未固定的动物”，声势浩大不可抑制的欧洲民主运动，以及这种运动的准备和道德征兆，根本上意味着群盲巨大的本能的总谋反，针对牧人、食肉动物、隐居者和凯撒式的领袖人物的总谋反为的是保存和提升所有弱者、被压迫者、失势者、平庸者、半拉子的坏种，那是一种被拖延了的，首先只是隐秘的，进而越来越自信的奴隶起义，反抗任何主人种类，说到底还是反抗“主人”概念的奴隶起义→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对人之类型的提高都是某个贵族的事业，贵族社会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等级制和价值差异的一个长长阶梯，并且需要奴隶制，确实，要是没有间距的激情，正如它从深入骨髓的等级差别中，从具有支配作用的特权阶层对臣民和工具的持续展望和俯视中，以及从其同样持续不断的在命令、遏制和排斥方面的训练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样，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形成那另一种更为神秘的激情，不可能形成那种对心灵本身范围内的常新的间距扩展的要求，不可能形成总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稀罕、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广大的状态，质言之，不可能形成“人的自我克服”，从而得以采取一种超道德意义上的道德公式。
“人们总是要以他人为代价来推进自己的自我”→生活总是以他人的生活为代价的，谁不理解这一点，就还没有开始诚实地对待自己。
我的生存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我作为彻底的哲学家更彻底地必须的一切自由——摆脱职业、女人、小孩、朋友、社会、祖国、家乡、信仰，差不多也要摆脱爱和恨，我想把它们感受为同样多的匮乏，因为我总算还是一个活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机械，必须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坚实的健康状态——而且，只有在健康的时机才能更容易地感到那些匮乏的重负
人类的两种未来①平庸化的结果②有意识的突出，自我塑造，一种制造鸿沟的学说，它保存最高等和最低等的种类（它摧毁中等种类）
必须的并不是对人类的“道德教育”，而是关于谬误的强制训练，因为真理令人厌恶，生命令人扫兴，假如人还没有无可逃地被推入自己的轨道之中，并且以一种悲剧性的骄傲承担起他诚实可靠的见识。
自古以来，我们都把某种行动、性格、此在的价值置于意图之中，置入目的之中，而人们都是为这种目的之故而作为、行动和生活的，趣味的这样一种古老的特异反应性，最终会发生一种危险的转折→假如事件的无意图性和无目的性越来越多的进入意识的前台，于是似乎就酝酿了一种普遍的贬值“一切都没有意义”即“一切意义都在意图之中，而且假如没有意图，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按照这种估量人们不得不把生命的价值置入“死后的生命”之中，抑或把生命的价值置入观念或人性或民族的持续进化过程之中，或者是超越人类之外的持续进化过程中，不过这样一来，人们就进入无限的目的进程中了，最后，人们就不得不在“世界进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对“目的”需要作一种更严厉的批判，人们必须认识到，一个行动绝不是由一个目的引起的，目的和手段在解释“太阳放射的热量，太大的能量浪费掉了”几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是有“目的意义”的，为什么一个目的就不可能是一个伴随现象呢？
反对实证主义，它总是停留在现象上，认为“只有事实”，而我会说，不对，恰恰没有事实，而只有阐释，我们不能确定任何“自在的”事实，有此类意愿，也许是一种胡闹吧，你们说“一切都是主观的”，但这已经是解释了，“主体”不是任何给定的东西，而是某种虚构的东西，隐蔽的东西，世界是可以不同地解说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透视主义”
说谎的乐趣乃是艺术之母，恐惧和淫荡乃是宗教之母，竭力禁止和好奇乃是科学之母，残暴乃是非利己主义道德之母，悔恨乃是社会平等运动的源头，权力意志乃是公正的源头，战争乃是真诚之父，男权乃是家庭的源头，怀疑乃是公正和沉思的根源
一种德性的经济学辩护（人必须学会把他机器般有用的劳作的状态感受为最高价值的状态，为此就亟需尽可能地使他对其他人失去兴趣，尽可能使他变得危险和臭名昭著）→而这第一块绊脚石就是所有机械活动所造成的无聊单调，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单调，而且不光是忍受，也要学会看到这种无聊为某种更高的刺激所围绕，这是迄今为止所有高等教育事业的任务→学会某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且在其中这种“客观”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的“义务”，学会把欲望和义务区分开来加以估价
虚伪的假象，它粉饰了所有的市民秩序，就彷佛后者是道德的畸形怪胎，例如婚姻、劳动、职业、祖国、家庭、秩序、权利，然而，由于它们全都是为着最平庸的人的种类建立起来的，为的是预防特立独行者和特立独行的需求，所以，如果在此出现了许多谎言，人们也必是感到合理的。
对于可疑事物和可怕事物的偏爱乃是强者的一个标志，而对于秀丽和妩媚之物的趣味则是弱者、谨小慎微者的事体，对于悲剧的快感标志着强大的时代和性格，这就是英雄精神，它们置身于悲剧性的残酷中来肯定自身，以它们的坚强足以把痛苦当做快乐来感受，弱者渴望一种为他们设计的艺术，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穿凿附会地灌注到对悲剧的理解之中，例如“道德是世界秩序的胜利”“此在生命毫无价值”，或是听天由命的要求，最后“激动神经的恐怖艺术”
未来欧洲人的总面貌：绝顶聪明的奴隶，极其勤劳，根子上十分谦和，过度好奇，多重性格，娇生惯养，意志薄弱——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情绪混乱和心智混乱，一种强制：要么走向毁灭，要么走向成功，一个绚丽的种族只可能从可怕而强大的开端中产生，问题在于，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呢？显然他们只有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才会形成和巩固起来，他们将是能够做到对自己极其严酷：并且能够保障最长久的意志的分子
反对基督教（规规矩矩的庸人和随大流的群盲）：想要摧毁强者，使其丧失勇气，充分利用他的不幸和困乏，把强者自豪的可靠性颠倒为不安和内心矛盾，奉化高贵，使其变得病态，直到他们的权力意志转向后退，直到强者毁灭于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的过度放纵
小小的痛苦刺激的每个节律都会强化生命感，尽管这也是悲观者向我们唠叨不已的，这种不慢不是使生命索然无味，而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把一般快乐称为微小痛苦刺激的戒律
对实在道德的表述：平庸者比特立独行者更具有价值，颓废产物比平庸者更有价值，求虚无的价值胜过求生命的意志，而且总目标就是：眼下用基督教、佛教、叔本华的说法：不存在比存在更佳→达尔文学派的谬误，进化？
那些不能杀害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来杀害，这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壮，必须杀死瓦格纳主义
我生命力最低下的年头也就是我停止成为悲观主义者的时候，我的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允许我有一种贫困和沮丧的哲学，无论是与书本、人、自然风光打交道 他通过选择、信赖、许可而有所尊重，他对行行色色的刺激反应迟钝，带着那种由长期的谨慎和蓄意的骄傲养成的慢条斯理——他考验正在临近的刺激，他远不能直面这种刺激。他既不相信灾祸，也不相信罪责，他十分强壮，足已是一切都必然为他带来最佳的东西→颓废者的对立面就是我自己
诗歌转向了哲学，从查拉图斯特拉转向了狄奥尼索斯，命名为“狄奥尼索斯哲学”，肯定生命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