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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宪会议可以看出什么来呢？每个人对自己所持有的意见，非常重视，非常认真，绝对不曲意求同，明明不赞同的东西不勉强说是赞同，但是他们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些人是在英国制度下熏陶出来的，英国是《大宪章》的发源地，他们所处的时代又是欧洲启蒙思潮方兴未艾之时，已经树立了一整套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观念。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等游戏规则都是毋庸置疑的，“动口不动手”是底线，不会一语不合，就诉诸暴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最后都宣誓表示对讨论经过保密，不管自己曾经同意或激烈地反对过哪一条，回去之后绝不把分歧外传，绝不动员选民来捣乱。会议记录是保密的，成为机密档案。因为这部宪法已经根据大家同意的议事规程通过，它就是合法的，我们都承认它的合法性，不可以再回去动员群众来反对。这点非常重要，是民主的精髓。到现在，美国都遵守这一规则。
总之，对于这个谈出来的国家，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权威不是哪一个皇帝、哪一个伟人领袖，或哪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通过这部宪法，国家根本就无法存在。这是美国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和其他国家成立的经过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民主精神，就是你反对的东西通过了之后，不能再捣乱。在此之前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尽情发表意见，没有人压制你的言论自由，但一旦通过后，你必须遵守。这是基本的民主训练。要理解美国的民主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现在，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最后的发言就能够体现这种民主精神。他们在竞选时互相攻击，简直无听不用其极，连老祖宗都翻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争取群众，你甚至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但当选票定了，得知竞选失败后，落选者马上发贺电，然后发表退出演说。
法治社会需要公民的守法观念。美国国会可以辩论好几年也通不过一部法律。但一旦通过之后，必须遵守，没有人能说我当初就反对这条法律，我可以不遵守。所以美国立法的过程比较长，比较麻烦，在我们看来就是吵吵嚷嚷，没完没了，议而不决。但是它司法的成本很低，公民守法观念比较强，一般能做到有法必依。
还有一方面，观察它的民主可以看基层。总统不是直选的，但基层的官员，包括州长，都是直选的，还有州议会也是直选的。所以美国真正的民主不在华盛顿而在基层，越到基层越民主。美国的百姓和我们的正好相反。我们的百姓不相信当地的政府，有了冤屈就到北京上访告状，好像觉得“天高皇帝远”，在地方受冤屈是下情不能上达“天庭”的缘故，要让“皇帝”知道来管管你，基本是这样一个思路。美国的百姓就是觉得不知道华盛顿的大佬们在做些什么，他们都不太信任这些大官大资本家，但熟悉的、够得着的是当地市政府、市议员。所以他们有什么事就会向市政府、市议员包括州政府请愿，或给议员写信。要是解决不了，要游行的话，如果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在本地请愿，或者给本州选进联邦议会的议员写信，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我的议员”。要么下一回我不选你了，这比较容易。议员的任期是有限的，如果想有一些口碑的话，在位的人对于民众的要求不能置之不理。所以美国真正的民主在基层，不管华盛顿发生什么，包括尼克松水门事件、弹幼总统下台之类，和百姓的关系都不大，因为基础是稳固的。有这个民主的基础，不存在“维稳”问题，社会是稳定的。你别看在大的问题上，如伊拉克战争、越南战争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地方出现大游行，好像声势浩大，其实这绝对不会动摇它基础的稳定。因此在这种国家，没有“上访”这一说。到华盛顿来的问题，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都是跟战争、征兵有关系的。所以要了解美国的民主，主要是看这些方面，不是眼睛总盯着几个政客，看着几个政客斗来斗去呀，哪个又受贿了，游说集团的不正当行为等，这是经常会出的问题，而且也有各种机制来曝光、揭发和整顿。这也就是美国的“丑闻”经常全世界都知道的原因。但它的基层不会出大问题。
总之，宪法、民主程序、遵守游戏规则的基本训练以及基层的民主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通常，人们对美国容易有的误区：一个是认为美国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美国的强大就是军事、经济、科技各方面高度发达；另一个是美国的历史特别短，没有什么文化底蕴。这两点都不对，特别是前一点从理论上讲就是错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富强，没有精神资源只有物质资源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现在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误解，努力发展物质，精神上却十分贫乏。因此，我觉得认为美国的富强之路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不但是很大的误解，而且对我们自己有害。另外，说它历史特别短，是一个没有根底的国家，也不对。作为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美国是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革命早13年，所以应该说民主制度的共和国，美国是元老。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还是参考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诽谤的对象是平等的，总统和平民都按照这个法律。并不因为他是总统或政府官员，就有另外的法律，还是看事实证据。如果某人或某家报纸说总统贪污了，首先法院得去调查，举报者要举证，唯一的依据就是看是否属实，对象没有区别。现在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都是这样的，不存在诽谤一个在职官员就危害国家了这样的罪名。这样保证了新闻自由。
新闻的一条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杰斐逊曾说民主要在老百姓知情的基础上才成立。你要是根本不知道，比如选举，这个人你根本不了解，就给你一个名单让你选，这个不叫民主。你必须要有知情权。第一个知情权是，我纳的税，政府花到什么地方了，这是最重要的。国家很多事情，公民必须要有知情权。所以报纸是十分重要的。杰斐逊曾有一句名言：假如要在政府与报纸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宁可选择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而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如果没有报纸，人民之间就没有信息沟通，什么事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心智封闭的社会，不可能有一自由有民主。所以立国之初，美国就确定了这样的原则。现在寄印刷品比寄信的邮资要便宜，成为全世界的惯例。这条规矩是哪来的呢？是富兰克林当邮政总长的时候定的。原来还不只是便宜一些，而是完全免费，就是邮局传递报纸刊物是免费的。因为到了一个蛮荒之地开荒，远离已经发达的城市，只能通过报纸来了解外部的信息，所以就定出邮局免费提供报纸刊物的规矩。
民主政治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妥协。大家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讨价还价到一定时候，各让一步，就妥协了。战胜方不会穷追猛打，把你逼到没有立足之地。比如，在国会，共和党、民主党各提出一个方案，大家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共和党的方案得到多数通过，通过了以后大家都得遵守。不能说这个我原来不同意，就不遵守。
所以改革并不是哪一个特别开明的政治家的一句话，或制定了特别好的政策，一下子就推开了，而是上下结合，应该说还是从群众运动来的。但这个群众运动并不是上面用一个政治口号发动的，而是每一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为自己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努力，充分利用自己的公民权利，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争取改善不公平的条件，慢慢推动。
美国的腐败主要在国会。执行部门比较超脱，因为它没那么大权力，特别是在财政上没那么大权力。财政权力在众议院，通过预算的权力在众议院，参议院可以审核。更重要的是，国会通过立法与不同的群体或利益集团利益枚关。而行政部门用钱的权力有限，自己没有部门利益。比如说能源部，近水楼台先得月，跟那些石油公司联合起来大家分一些利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这个途径。所以行政部门比较超脱。正因为如此，在后来进一步加大政府执行部门权力的时候，阻力就比较小。一般反对的理由，都是说过多侵犯私人领域不符合宪法，但是很少有人担心政府权力加大后要利用权力寻租，贪污受贿。丑闻大多发生在国会，而不大会是在执行部门的官员。这是整个机制使得它难以有机会，而且犯规的代价太大。
当初像杰斐逊这些开国元勋奠定美国的自由主义基础的时候，他们心目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大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享受了充分的个人自由的时候不会越过基督教的戒条。比如不说谎、不偷不抢，不奸淫等，这些都是大家都会遵守的不言而喻的底线。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因为基督教的去教堂了。没有了这个束缚，还享受这样的权利，道德就下降了。
真正使共产主义理想受到打击的，是1933年到1936年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好多无辜的老布尔什维克和知识分子都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或者“国际间谍”的名义被捕、杀害或流放，规模很大，而且是完全违反任何法律和民主程序，这件事震动世界。那些西方国家的左派人士所受的基本教育形成的思想底色是自由、民主、平等，他们本来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不够完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更民主、更平等，结果却发现苏联是用这种办法来统治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在苏联有好朋友，与苏联作家、知识分子都有来往，一夜之间这些人都消失了。这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威信有很大打击。美国不像欧洲在19世纪就已经有了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有它自己的工会，有一定的基础，而是在社会主义思潮还没有开始掌握工人之前，就已经威信扫地，所以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在美国是个反面的词。到二战以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干脆被相提并论，一个极左一个极右，都是民主自由的对立面。
以上是从工人阶级和左派这方面讲。另一方面，美国雄厚的物质财富也是特殊条件。根据“向下滴漏”(trickling down)的理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财富逐级向下滴漏惠及全民——避免了有的国家那种大规模赤贫的现象。不过，这里财富的再分配非常重要。美国的大财团和大资本家，也是比较明智的，他们及时采取了让步的政策。所以美国大规模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产生，差不多和美国大垄断集团的产生是同步的。这一点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在欧洲国家也没有。这是美国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一独特现象大大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应该说对改变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好处。
只要世界上优秀人才自然流向还是美国的话，美国是不可能衰落的。特别是今后知识经济的时代，美国的优势还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我们国内有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自己的发展起着真正的阻碍作用的，都怪不了别人，而且还有腐蚀别人的危险。这事一点也不光彩。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看国际、看国外，如不好的就别学，好的就老老实实学习，也就是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把外国都骂倒，然后再骂倒国内主张理性对待外国的人，貌似爱国，其实是祸国。动摇不了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有祸害自己。我特别强调，中国人特别是觉得自己强大起来了，就更加要注意克服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家主义。我们的主流媒体很喜欢夸耀国力，或有选择地、断章取义地转载外国人吹捧中国的话，这会误导公众。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是有很深的忧患意识，而现在改革开放以后起来的一代人，忧患意识比较少，对实际国情缺乏了解，这是很危险的。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是否值得学习，主要还是看它的普通百姓过得怎么样，而不是看它在外边多么耀武扬威。
一直到今天你看许多社会科学人士，一天到晚讲要给政府出谋划策，本质上也是士大夫思想，要做“智囊”，现在的新词叫“思想库”，是士大夫情节加美国的实用主义。
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单单为真理，为兴趣，为好奇心而努力。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先不管它是为谁服务，然后说出道理来，要说服更多的人，或者是说服那些智力相当的人。大家争论，然后传播开去。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眼睛老是向上的。
你要说我为学问而学问，我为追求某一个真理的话，人家觉得你很特别的。还有就是国家出那么多钱养活你，要你干吗？欧洲中古时期也有皇家，或者是王公贵族养活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但没有要求他们一定是往上为政治服务，并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观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