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化发展与市民社会的深入

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在如今的世界中依然成立，只不过呈现出了全新的形态。如作者所言，“过去的军事化的主要局面是国家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近些年则出现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导致军事化扩大的趋势。”不论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也好，还是贫穷地区日渐猖獗的恐怖主义也好，他们的发展壮大实际上都根治于某种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诉求。通过暴力来确立自身的权力边界，掌控和管制社会的运行，这不仅仅是人类的行为逻辑，更是绝大部分高等动物的组织行为模式。反过来说，人类既然自诩为万物之灵，那么就有责任有义务摆脱这种来自本能的束缚，寻找新的博弈手段，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达成尽可能合理的利益分配。
除了上一章提及的ODA、区域合作等传统意义上的反不平衡努力以外，寻找到经济、政治以外的第三种利益存在，并以此建构起市场和政府之外的全新力量逻辑，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作者将这种利益存在和力量逻辑称为“市民社会”，其诉求是非营利性、非强制性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沟通协作而产生的，例如幸福感、社会责任。
乍见之下可能觉得这些诉求有些务虚，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掌握某种权力，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还是意味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自由。它不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式（转变经济发展目标，倡导人类幸福），也论证了达成所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协作工具、公民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颇像是社会主义理想境界的务实与优化。
与历史上类似的尝试最为不同的是，市民社会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产生没有脱离全球化受阻、原有工业化发展逻辑难以为继的这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发展必然，因此也就很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之外的第三力量。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失去作用的时候，市民社会这个安全网也许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应该看到的是，非暴力在暴力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市民社会要真正获得可以称之为力量的地位，还需要发展全新的理论。一个比较讽刺的可能是，当全球处于相互毁灭的威慑平衡时，暴力就将被自己所束缚，从而给新力量的产生创造可能性。
同时作者也提到，市民社会同样存在失灵的可能性，基于人与人之间沟通和协作达成的组织形态，并不排斥非正义的目的。黑帮、恐怖组织、邪教等形式同样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方式形成的，对此人们需要有充分的警惕，不要再走邪恶国家和资本主义原罪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