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亮：孤独的勇气

 
我也不认为我做电影，就能去改变什么。我拍的那次公交事故，是在五年前发生的，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满载乘客，将近60个乘客。因为机械故障，因为公交公司检查不力，因为司机的上岗资质，那辆车就直接栽到河里，15个人因此丧生。当时的现场我是去了，看到的。五年后拍了这个片子，拍的过程我很投入，同时我也知道，我拍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只是我个人的表达，做了给人看了又能怎么样？果然我拍完没有多长时间，成都的公交车又着火了。这像是宿命一样。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一场这样的宿命。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比如赵亮拍《上访》，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甚至会对拍摄者，或者对帮助他拍摄的人，造成伤害。所以做影像的人很多时候是自私的，只是去表达而已。表达完了就完了。甚至造成不好的后果，但真的不能改变什么。可能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资料就可以了。在当代，又能怎么样呢？你拍了《上访》，去了墨尔本，但中央台能放吗？如果中央台能放，它是有作用的，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对影像没有特别神圣的感觉，就是个人的表达，玩，个人选择的一个行为而已。我不觉得影像有这个力量，文字就更不怎么样了。好像鲁迅拿起笔，弃医从文，就成了一个战斗。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严重。我只是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说，我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身份
  

  要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比如汶川地震以后，有个山东作协的人，写了首诗，大概是“做鬼也能看奥运”。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体制内的话，第一是也许不会发生，第二是会有人起来去反对，也有作用。 有个片子叫《麦收》，是讲妓女的。这个片子在香港放的时候，观众就很激动，有些团体会示威，会登报抗议，觉得这个片子侵犯了人权，因为片子里用的是真名实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这个事在我们这边争议也很大，有人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被拍者是同意的，而且你根本就没来过大陆。但这就是在香港社会，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个使命，一个社会责任，这个就很重要。 一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

应亮：那个体制会给他空间去做，给他去说。给他去抗议。《麦收》导演去了香港，《明报》采访了他，让他去说，去解释。双方的对垒、观点都很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很好啊。相对的公平是有的，不会有人在灾难的时候写一首很奇怪的诗，发在重要的报纸上。我肯定是一个想去找答案的人，我不会没有想过。否则这一次我也不会去做那个社会调查。但是，影像这个东西太弱了，真的不能做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