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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 单向街 002
我也不认为我做电影,就能去改变什么。我拍的那次公交事故,是在五年前发生的,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时段,满载乘客,将近60个乘客。因为机械故障,因为公交公司检查不力,因为司机的上岗资质,那辆车就直接栽到河里,15个人因此丧生。当时的现场我是去了,看到的。五年后拍了这个片子,拍的过程我很投入,同时我也知道,我拍这个东西没有用的,只是我个人的表达,做了给人看了又能怎么样?果然我拍完没有多长时间,成都的公交车又着火了。这像是宿命一样。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一场这样的宿命。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比如赵亮拍《上访》,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甚至会对拍摄者,或者对帮助他拍摄的人,造成伤害。所以做影像的人很多时候是自私的,只是去表达而已。表达完了就完了。甚至造成不好的后果,但真的不能改变什么。可能过了几十年,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资料就可以了。在当代,又能怎么样呢?你拍了《上访》,去了墨尔本,但中央台能放吗?如果中央台能放,它是有作用的,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对影像没有特别神圣的感觉,就是个人的表达,玩,个人选择的一个行为而已。我不觉得影像有这个力量,文字就更不怎么样了。好像鲁迅拿起笔,弃医从文,就成了一个战斗。我不觉得这个事有多严重。我只是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说,我理想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什么样,应该怎么样去实现。我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和身份 要有一个相对的公平,比如汶川地震以后,有个山东作协的人,写了首诗,大概是“做鬼也能看奥运”。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体制内的话,第一是也许不会发生,第二是会有人起来去反对,也有作用。 有个片子叫《麦收》,是讲妓女的。这个片子在香港放的时候,观众就很激动,有些团体会示威,会登报抗议,觉得这个片子侵犯了人权,因为片子里用的是真名实姓,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这个事在我们这边争议也很大,有人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被拍者是同意的,而且你根本就没来过大陆。但这就是在香港社会,会有人起来反对,这是一个使命,一个社会责任,这个就很重要。 一谋:他们在争取自己的社会空间。 应亮:那个体制会给他空间去做,给他去说。给他去抗议。《麦收》导演去了香港,《明报》采访了他,让他去说,去解释。双方的对垒、观点都很清楚,各有各的道理,很好啊。相对的公平是有的,不会有人在灾难的时候写一首很奇怪的诗,发在重要的报纸上。我肯定是一个想去找答案的人,我不会没有想过。否则这一次我也不会去做那个社会调查。但是,影像这个东西太弱了,真的不能做什么事。引自 应亮:孤独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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