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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观之，清国之宜学者，神也，非形也；意也，非迹也。夫两国人同其种，书同其文，地相近，俗相类，本非欧美之比。然国势民情，未能尽一。则取于此而施于彼者，亦安得不异哉。我尝取西洋文化察焉，精择焉。严稽以时势，断以国体，变而通之，杼轴由己，此其所以浑然无迹也。盖国各有特性，元气存焉。苟失特性，则元气沮丧。元气沮丧，则虽有广土众民，无所用之。我日本以忠君爱国为特性，以集义直养为元气，政法教学、工艺机器，资之于欧美。含英咀华，辅长补短。是故虽舍己从人，我有者自若也。昔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强其国，拓跋魏用中国之礼仪而国亡，何也？赵则以外资内，魏则以内殉外。故本末轻重之不可不慎也。
大隈重信这句话实在可堪中国治国者反省。早在变革之初，日本即已知“忠君爱国”是日本民族元气所在，对应中国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之道。可惜中国当时“保皇”、“立宪”两派争缠不休，最后竟是全副西化的“革命”派赢了。传袭数千年的纲常一旦丧了，则如大隈所言，民族元气失了，后患无尽。
自此之后，中国内乱六十余年，直到文革之后，始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出现，真有沧海桑田之感，劫后阳复，剥尽生新。
大隈所举赵武灵王和北魏拓跋氏的例子，也很堪玩味。一直以来，中国史书描述北魏这种外族统治中国的历史时（元、清也如此），一概说是外族入主中原，终于不得不使用汉族文化统治中国，即结论说汉族文化终究厉害，无论你游牧民族武力如何强大，终不得不为汉族同化。我们好像长此以来，也一直习惯于这样的论述了。
但在邻国日本眼里，解读这种历史却是这种角度：你北魏拓跋氏用中国之衣冠仪礼而亡国，是以内殉外。意思是说，你看外面汉族文化先进，把来全盘改革了，却把自己变成了地道的汉族人，失却了本民族的淋漓元气，无怪乎亡国了。君不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外资内，不是即强其国，又保其元气吗？本末轻重，不可不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