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前言 先秦百家中有一个“商家”

 先秦百家中有一个“商家”
中华商脉，源远流长。本书向读者展示先秦商贾群体，旨在揭示诸子百家中有一个重商学派——商家。

三皇五帝时期是中国原始商业的萌发期。传说神农时代“日中为市”，黄帝时期“祝融作市”，虞舜曾在负夏、顿丘、传虚等地赊货贩卖，大禹在会稽召集万国诸侯，将天下九州的土地、物产、赋税进行分类统计，然后铭刻在九鼎上，所谓“禹贡九州”“关石和钧”。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会稽，就是会计的意思。大禹堪称“中华会计学鼻祖”。

中国商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商人的诞生当在夏朝中后期的商族部落，标志性事件是“王亥服牛”。王亥是商族始祖契的六世孙、商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他发明牛车，并带领商族车队越过黄河，到北方的有易国贸易。驱赶车队的商族人被称为“商人”，所贩卖的货品被称为“商品”，所从事的贩卖活动被称为“商业”。传说王亥与有易国王的夫人有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死，碎尸八块，抛尸荒野，牛羊也被有易人掠走。四年后，王亥的儿子上甲微北伐复仇，杀死了绵臣，消灭了有易国。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场因贸易和女色引起的战争。王亥被誉为“中华商祖”。

夏朝末年的伊尹是有莘氏陪嫁给商汤的媵臣和厨师，号称“中华厨祖”。他以烹饪的“五味调和论”和“火候论”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同时“五就汤，五就桀”，目睹夏桀后宫女乐三万，个个穿戴绫罗绸缎，便建议商汤“以丝换粟”，掏空夏王朝的粮仓，操纵夏朝的商品流通，结果一举灭夏。商朝建立后，伊尹辅佐五任商王以商立国，即按照轻重之术，开阖决塞，促进商品流通，结果出现了商初的繁荣局面。伊尹是最早采用“贸易战”颠覆一个腐朽王朝的人，被誉为“中华第一帝师”。

商朝末年，年过古稀的姜太公还在朝歌市场上屠牛贩牛，在孟津渡口摆饭摊开旅馆，可谓半生寒微。七十多岁后到渭水边垂钓，周文王尊之为“太公望”，拜为“太师”。周文王死后，周武王尊之为“师尚父”。从此，贩夫走卒出身的姜太公不仅辅佐武王灭商，而且因首功分封到齐国。齐地靠海，都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一片荒凉。姜太公因地制宜，制定“工商立国”策略，利用濒海优势发展渔盐之业和海上贸易，同时避开农业劣势，发动妇女发展桑麻纺织业，使齐国生产的服装鞋帽畅销天下，由此奠定了齐国八百年江山。

春秋前期的鲍叔牙和管仲是淮河流域的颍上人，两人出身贫寒，他们合伙经商，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鲍叔牙慧眼识人，先是让利，委托管仲当股份公司的CEO；后又让贤，推荐管仲当上齐桓公的CEO。“管鲍之交”为中国商人确立了正确的义利观，成为千古美谈。管仲担任齐相四十年间，继承姜太公以来的“工商立国”和“轻重九府”传统，通过工商并举、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和货币战争，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崛起成为春秋首霸。

卫国的宁戚、虞国的百里奚、郑国的弦高，都是饲养牛马、贩卖牛羊出身的。宁戚替人驱赶牛车，长途贩卖。一次，宁戚一路跋涉到了齐国都城临淄，在临淄城外敲击牛角，唱起了悲歌，被管仲、齐桓公发现后任命为大司田。

虞国的百里奚穷得把门板拆了当柴烧，先给周王子颓养牛，后来成了虞国大夫，不久晋灭虞，又成为晋国的奴隶，被作为晋献公之女伯姬的媵臣，在去往秦国的途中逃亡到楚国，被抓去为楚成王放牛，最后被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回，拜为左相，使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走出关中，跨过函谷关，由此开始引领中华文明。

郑国商人弦高在赶牛去东周王城洛邑的路上，遇到秦国军队正驻扎在滑国，他准确判断秦军企图偷袭郑国。国难当头之际，弦高急中生智，假矫君命，以四张熟牛皮、十二头肥牛犒赏秦军将士，秦将百里奚之子孟视明等人以为军事机密已经泄露，便撤军而退，使郑国免遭一场灭顶之灾。郑穆公以“舍己为公、舍生忘死”的保国之功赐封弦高为军尉，弦高稽首谢绝，带着商队和家眷隐居东夷，终其一生没有再回郑国。

计然，即文子，宋研，是春秋末期宋国人，老子的弟子，是早期道家宋尹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文子》一书阐述道德之旨，唐玄宗时被赐封为“通玄真人”。计然在七国之间经商，富甲一方。后来越国大夫范蠡拜计然为师，并将他引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尊之为国师。计然运用道家思想揭示商业发展规律，所谓“计然七策”，越用其五而灭吴称霸，范蠡用之于家则三致千金。计然最早发现农业经济循环的周期律，首创农末俱利的“三八调控律”，首倡“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积著之理”，被誉为“中华商学之祖”。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国人，与文种一起离楚赴越，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称霸，官拜上将军。范蠡感觉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泛舟五湖，浮海北上。在齐国海滨，改名“鸱夷子皮”，以计然之策经商，成为千万富翁，齐人聘他为相。范蠡以为久受尊名不祥，谢归相印，尽散其财。裸捐之后，迁居“天下之中”的宋国陶地，自称“朱公”，专心经营，很快又成为亿万富豪，号称“陶朱公”。范蠡富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三散其财，将经商致富提升为社会事业，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慈善家、中华商圣、道商鼻祖。

子贡是孔门十哲和孔子三大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之一，先后在卫国、鲁国、齐国做外交官，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最后为齐国大夫。由于子贡擅长预测市场趋势，家累千金，成为“孔门首富”。所到之处，堪与国君分庭抗礼。为使鲁国免遭齐国侵犯，子贡遵从师命游说齐、吴、越、晋四国诸侯，用连环计和纵横术全鲁、乱齐、灭吴、强晋、霸越，而他自己也从中赚得盆满钵满。“子贡全鲁”被誉为一个人导演的世界战争。子贡富而好礼，尊师重道，是孔子周游列国的首席赞助商，更是唯 一一位为孔子守墓六年的弟子。子贡堪称“儒商鼻祖”。

白圭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城洛邑人，洛邑作为东周王城所在地和全国商贸中心，使白圭的血脉里充满着商业基因。他先在魏国从政，魏国崛起为中原强国；后来也像范蠡一样辞官从商，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八字秘诀，成为“治生之祖”。他还收徒传授商道，宣称：“我从事经商，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孙武、吴起用兵，商鞅行法。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即使想跟我学习致富之术，我也不会传授他经商秘诀。”不少跟随他的弟子都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有人说，孔子首创“儒学院”，白圭则首创“商学院”。

猗顿原本是鲁国穷士，曾专程跑到陶邑向陶朱公问富，陶朱公从他没有资本的实际出发，给了他八字致富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他遵从师命，跑到今山西临猗一带，从畜牧业起家，又以盐业发迹，最后成为珠宝界权威，富比王公，号称“陶猗之富”。猗顿居住的地方，招徕四方商客，最后使夏朝以来一座早已荒废的猗氏古城重新崛起，后人誉之“猗顿故城”。猗顿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盐商，被誉为“道商第二”“晋商始祖”。

郭纵是战国晚期赵都邯郸人，他靠冶铁业发家，司马迁称他“与王者埒富”。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等铁制农具、工具、武器被广泛使用，冶铁业成为最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很多人靠冶铁业发家致富，如蜀地的卓王孙家族、程郑家族、南阳的孔仅家族、山东的曹邴氏家族，都是从事冶铁业而成为汉初全国头四大富豪。

吕不韦是战国晚期卫国濮阳人，出生于商人世家，在韩国经商时，已是阳翟大贾，但他不满足于农产品的十倍之利和珠宝业的百倍之利，迁居赵都邯郸。发现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国王孙异人“奇货可居”，毅然一掷千金，结果成功当上大秦丞相，封邑洛阳十万户，更将自己的私生子嬴政推上大秦皇帝的宝座。吕不韦还像战国四公子一样养士三千，组织编写《吕氏春秋》。不料最后因赵姬与嫪毐在雍阳宫肆意淫乱并图谋作乱东窗事发，秦始皇车裂嫪毐，囚禁母后，并将推荐嫪毐入宫的始作俑者吕不韦贬居洛阳，不久又下令流放蜀地，吕不韦饮鸩而死。吕不韦堪称志在谋国的风险投资家。

乌氏倮是秦始皇时期西戎少数民族的畜牧场主，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他便全部卖掉，购买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牛羊偿还给他，短短几年间，乌氏倮的牛羊多到要以山谷为单位计数。秦始皇诏令乌氏倮的地位与封君同列，并与各位大臣一同进宫朝拜。

巴郡寡妇清是中国典籍记载的唯 一一位女富豪。她的上代因为丹砂矿致富，家产多得不计其数。作为一位寡妇，寡妇清能守住先人留下的家业，且在只有四五万人口的巴郡即拥有员工上万人和一支数千人的私人武装，在“尽收天下之兵”的秦朝，堪称奇迹。据说她捐资长城以赞军兴，又为秦始皇陵提供上百吨丹砂和水银。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的秦始皇特地邀请她到京都咸阳养老，赐封她为“贞妇”；她死后，秦始皇诏令巴郡为她修建“女怀清台”，可谓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本书载录的先秦商家，从夏朝中期的商先公王亥到大秦帝国时期的巴寡妇清，共十七人，他们生活在距离我们三千八百年至两千两百年这段时间。之所以以秦为分界，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统治阶段，先秦富豪与后代的类比性没有那样强烈了。

从时间来看，先秦商家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夏、商、西周三代各一人，王亥、伊尹、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十二人，鲍叔牙、管仲、宁戚、百里奚、弦高、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吕不韦；秦朝两人，乌氏倮、寡妇清。为什么先秦商家集中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这是时势造就英雄。春秋战国之交出现铁器、牛耕，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土地不断私有化，井田制遭到严重冲击，周天子王权旁落，宗法制、世卿世禄制、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等传统制度开始动摇，诸侯争霸，诸子争鸣，诸商争富。这样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年代，对于工商阶层来说充满机会。战乱的时候，小到粮食、牛羊，大到车马、武器等军火，商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暴利；相对安宁的时刻，他们又可以经营布帛丝绸、珠宝饰品和日用品，在“礼崩乐坏”的浮躁年代这些都是发财的大买卖。春秋战国的乱世为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工商阶层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从地域分布看，先秦商家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地区），吴、越、秦、楚、韩、燕等地的富豪情况较少在古籍中出现。虽然这并不能说明当地没有富豪，但至少说明了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重心和区域经济分布情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中原富豪集中到京都咸阳，或迁到西南偏远地区，大秦帝国的两位富豪就出现在偏远的西北（乌氏倮）和西南（寡妇清）地区。

从经营行业看，春秋之前的富豪主要从事畜牧业、粮农业、纺织业经营，战国后期的富豪主要集中在冶铁业；食盐和食粮一直是最 大宗的生意，一些富商发迹后往往涉足暴利的珠宝业，如范蠡、子贡、猗顿、吕不韦。先秦商家除了王亥是世袭贵族、子贡和吕不韦出身商人世家、寡妇清是几代矿主外，大多为赤贫出身，白手起家。

从性别情况看，只有寡妇清一位女富豪，还出现在偏僻的西南巴地。巴郡包括今重庆市和四川、湖北两省的部分地区，这个区域能出现女富豪不是偶然现象，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或许这一区域在两千多年前，依然残留母系社会的习惯，所以才能够接受这位女性执掌这个已经经营了好几代的矿业企业。历来中国商界，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天下，寡妇清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特例。

从职业生涯看，先秦商家自由度较大，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由商人跻身政界，然后又以工商立国，如伊尹、姜太公、鲍叔牙、管仲、宁戚、百里奚、吕不韦等，故称之为“政商”；第二类或弃商从政，或弃政从商，知进知退，适可而止，如计然、范蠡、白圭等，故称之为“道商”；第三类亦政亦商，富家治国，如弦高救郑、子贡全鲁，谓之“儒商”；第四类一生以商贾为业，步步为营，终致富可敌国，礼抗万乘，如猗顿、郭纵、乌氏倮、寡妇清等，谓之“豪商”。

先秦商家不仅致富有方，济世有功，更有人立言传世，成为先秦诸侯百家中善言货利、富民强国的重商学派——商家。如计然七策，堪称中华商学之祖；计然传范蠡，著有《陶朱公商训》；范蠡传猗顿，著有《箴言集》；子贡将儒学和商道有机结合，成为儒商鼻祖；白圭更集道、兵、儒、法于一身，以“智、勇、仁、强”四字箴言收徒讲学，堪称中国最早的商学院；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宫假托管仲而著《管子》一书，其核心学说“轻重之家”强调宏观调控、对外贸易和货币战争；太史公司马迁引孔子称道子贡之言而将商贾称为“货殖家”，其《货殖列传》可谓集先秦商家思想之大成。

遗憾的是，自汉代以降，除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先秦、汉初商贾立传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只论及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只载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均不见“商家”，且从《汉书》起，历代的《食货志》都是清一色的重农抑商之策。

这是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汉朝立国之初，物资奇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这样写道：“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连皇帝都难以找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御驾，部长级以上的高官往往只能坐牛车，普通百姓更是一无所有。这种情况下，一些富商却囤积居奇，一匹马能卖到百金，相当于二十五公斤的黄金。汉高祖刘邦来气了：我当皇帝尚且这样穷，你们这些奸商竟然如此发国难财！于是采用娄敬建议，不仅强制迁徙田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家族等十万富商人口进入关中，而且颁布“贱商令”，规定商人不能穿绫罗绸缎，不能骑马坐车，不能佩带宝剑，子孙世代不能做官，还得征收重税。这样一来，困商、鄙商之风盛行，甚至有身份的士人都不愿与商人碰面，而让家仆到市场购买东西。原来“士农工商”只是社会行业分工的概称，现在却成为等级排序了，商人的法律地位被打入社会最底层，商业受到严重伤害。

刘邦死后，以窦太后、萧何、曹参为代表的西汉统治集团奉行“黄老之治”，认为大秦帝国只传了两代，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过于强权，应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种思想表现在工商业上就是自由放任，限制少了，像不准商人穿丝、坐车就慢慢消失了。汉文帝、汉景帝当朝时，国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史称“文景之治”。

到汉武帝继位时，全国富豪比比皆是，如西蜀的卓王孙和程郑、南阳的孔仅、鲁地的曹邴氏、齐地的刁闲、洛阳的史师、宣曲的任氏、边塞的桥姚、长安的无盐氏、关中的诸田氏、韦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这些商人家族都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还有不少人专注一业而出奇制胜，如秦阳靠垦田富甲一州，田叔靠盗墓发家，桓发靠博彩致富，雍乐靠行贾发财，雍伯靠贩脂挣到千金，张氏靠卖浆赚了千万，郅氏靠磨刀列鼎而食，浊氏靠卖羊肚车马成行，张里靠当马医击钟佐食。所有这些富商大贾，没有高官厚禄，没有封地收入，但他们的富有和快乐程度与君王不相上下，号称“素封”。可见汉武帝初期商业是何等繁华，商人是何等荣耀！

国家富强了，汉武帝改变了清静无为的做法，发起了对匈奴的北伐战争，并一发而不可收，国库很快空虚。汉武帝不得不削减开支，甚至勒紧裤带，减少自己的饮食。钱从哪里来？当然还得向老百姓征收。可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如果再加重负担，只会招致百姓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推出了两项措施：一是“盐铁专卖”制度，即盐、铁这两个产业收归官营，后来又推广到酒业，这项工作由商人世家出身的桑弘羊负责。盐铁官营专卖后，价格猛涨，质量差而贵，百姓不愿意买，许多地方官强买强卖，致使民怨沸腾。二是颁行“算缗令”，即根据财产征税，凡是土地、房屋、货物，统统都得纳税，原来的税率地主是1.2%，工商业是2%，这时提高到6%，手工业者是3%。汉武帝指使张汤发动这一场对富商的掠夺战。

可是事与愿违，算缗令一下，富豪争相隐瞒财产。张汤便推荐杨可来主持“算缗令”，杨可上任后，号召国人互相检举，凡有隐瞒不报的，一旦查实，将其一半家产奖励给检举者，这叫“告缗”，结果声势浩大的告缗运动在全国展开。《史记•平准书》说当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凡是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因此倾家荡产，就连全国首富卓王孙也一蹶不振。

就这样，汉武帝政治上承袭秦制，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济上盐铁专卖，国家垄断。从汉高祖的“贱商令”到汉武帝的“算缗令”“告缗令”，商贾阶层被洗劫一空。此后中国历代富豪，多为豪强地主而少有商贾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