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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资本》读起来并不让我感觉轻松或者愉悦，几乎每一章节都渗透着争辩的味道，十分吵闹。依附理论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当时学术界，乃至所有西方国家的主流论调，Frank亦曾是其支持者。而在南美因参与政治运动被遣返回国、再次反思整套理论的前提之时，Frank开始尝试以亚洲为中心重新审视眼下的“世界体系”。在此书的结构和字里行间，当时他所面对的反对声音与压力（不管是来自对自己过去论调的否定，或是来自主流的强势），都能清楚的感受到。
即便Frank讲故事并没有史学大家们讲得好，但书的内容还是让我获益良多。
其一是认知上的。在近代世界贸易中，贸易往来更多的是以物易物，货币(包括金银等贵金属，非洲地区使用的贝壳)“不过是另一种商品，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而当时欧洲的出口物，几乎没有什么是亚洲能看得上用的，故其只能长期使用金银来偿付贸易赤字，以获得亚洲的丝绸、陶瓷、布料、香料等出口物。而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西欧国家实际是处于边缘的角色；直到其发现美洲大陆并从中夺得大量白银之后，西欧才慢慢成为亚洲贸易的“大客”，进而更多地参与到世界贸易的进程当中。
其二也是认知上的。在Frank描述的近代史中，随着贸易的繁荣，印度和中国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而印度可能更为严重（或与其种姓制度有关）。这一历史经验可以说明，贫富差距增大、阶层固化的问题非当代社会独有，不该简单地归咎于“资本主义”或者某一种发展模式。这一问题的出现，似乎是频繁的贸易往来/市场交换的自然结果，其过程不过是“马太效应”的佐证。然则，天下何以治，而民得其公？
其三是记忆的勾连。越往后的部分，Frank提及曾经的“战友”沃勒斯坦越是频繁。许宝强主编的《发展的幻象》是在绿耕之时古老师推荐的第一本书，其收录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沃勒斯坦的《 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 》。发展，是为了更多还是更加公平？对我而言，这是质问，亦是我得到的第一个答案。
其四是一个猜想。文中的一段叙述提到，大量白银的流入，使西欧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但于亚洲而言并没有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反而推动生产的扩大、人口的增加。基于"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公式"——费雪方程式MV=PT（原文P155提及），Frank援引各家论述，而后赞同苏布拉马尼亚姆的观点——“很显然，（南亚和西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应该基本上被产出的变化速率以及相反的货币收入周转率抵消了”——以支持自己的结论。至此，我脑海中想到寺庙里巨大的纯金佛像，并延伸出一个猜想：在经济繁荣的时代，花费巨资与人力所打造的佛像、庙宇、宫殿对当时涌入亚洲的“热钱”起到冷却作用。曾听闻，金融是价值的流通。在某一时期，当货币量超过社会交换所需的时候，若将其转化为储存物（如金佛、珠宝首饰），或投入文教、宗教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中，即以另一种形式储存其价值，使之退出流通，是否会有助于经济更健康的发展，甚至有益于社会公义？当货币不是贵金属，而是纸币或是其他信用货币，情况又会如何？
其五是基本问题的延伸。Frank以经济视角著写此书，驳斥主流的“西方中心论”——现代世界体系及西方社会理论所“默认”的前提/立场，以亚洲为近代世界贸易的中心、从“人类中心论”的立场重新审视近代亚洲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质疑其看待事物的立场是一层反思，那么再延伸一层，为什么西方会建构并普遍认同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呢？这是出于自然的人所需要的认同感，或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或是受到外部文化/价值的影响呢？自改革开发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西方价值的传播对我们（中国）的许多观念产生了影响，个人感受较深的是在家庭与个人选择方面，所以我会有一种好奇：当亚洲还是世界体系的中心时，随着贸易往来，亚洲向欧洲输出的除了丝绸、陶瓷、香料等实实在在的货物以外，是否也输出了某一种强势的价值/文化，塑造了欧洲人对世界、对强权的想象，或映照出其自身的某些特质，而这些影响孕育了后来的“西方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