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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信奉“无为而治”,他放开了帝国对所有产业的管理权,冶铁、煮盐、畜牧、渔业、贸易、手工业,就连铸币权也完全放开。”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靠货币改革聚敛财富的皇帝。” 通过超发货币、劫掠民财,富了官僚阶级、穷了百姓。“封建官僚利用这些机会掌控了帝国所有赚钱产业,从此市场中的主体变为“官商”。以官商为主体的市场,必然不可能促进分工、诱发创新,更不可能具备大量吸纳货币资本的能力。如此,帝国所有财富也就只剩下一个去向,人类最基本、最古典的生活生产资料——土地。”后来,汉宣帝不发行任何新货币,通货严重紧缩,却还是富了官僚阶级,因为“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里,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整个财富循环的逻辑是:“耕者有其田”、放开经济管制→经济井喷式发展→封建官僚崛起→“官商”兼并土地→小农成为流民→帝国崩溃,最终的结果:国弱、民贫,惟独官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大汉帝国是这个循环的肇始者,却并非循环的终结者,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陷入如是的怪圈之中。”
【宋】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辉煌的时期,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唐朝在三百年间产出了五百九十亿斤粮食,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大唐帝国的一倍还多。另外,我想提醒大家,大宋王朝的面积即使在鼎盛时期也不足唐朝一半。”
“北宋是第一个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赵匡胤也是第一个不实行“均田制”的开国之君。”在此之前,历朝都打压土地兼并,但反而起了反作用。但反过来,如果土地不那么值钱,也就没有打压的必要了。“北宋年间,财富的根基是每一个人的才能,“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只有一个具备创新能力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大规模的财富流动。”
“要看清一个经济体是否强盛,最精准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胜出直至成为全球性的跨国公司!”
“宋太祖登基当年,即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马上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规定,对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征收千分之二十的商税,此后不得再有所留难。”
“西门庆的产业涉及医药(中药铺)、纺织(绸缎庄)、餐饮(酒馆)等多个行业,惟独缺少一个领域的描写——土地,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业。”
宋史说:“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即:宋朝大部分财富在民间——藏富于民)
北宋有一个“经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也不得让别人替代自己倒买倒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齐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
北宋采取的恰是“高薪养廉”:“以正七品俸禄为例,月薪三十两白银,按宋代米价折合到今天约为十万人民币。”这些官员有高薪,又没有权力,所以就发展文化产业,许多人成为重要的文学家,例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但是这种体系在范仲淹那里改变了:他建议给封建官僚以实权,以便“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且给他们以土地;同时他重农抑商,禁止私营盐铁酒茶等。“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但包拯的手下王安石掀翻了包拯的补救措施,长久以来王都被认为是北宋灭亡的第一罪人。)
所以北宋的文化发展也很好:“除造纸术外,四大发明其他三项均诞生于北宋;历法方面,北宋统天历与今天的格里哥利历完全一致;数学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数学家定义了高次多元联立方程。”
“扬一益二”:北宋时期,蜀地一直是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澶渊之盟:虽然北宋每年要给辽国一笔年岁款项,但实际上北宋获得了很大收益:这笔款项不过是打仗时军费的1%;贸易发达使得北宋能收到很多商税;北宋规定在宋辽边境的贸易只能以货易货、但可以收辽国的铜币和铁币,这样一来支付给辽国的货币又回到北宋。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
北宋强胜的民间经济+疲弱的国势,主要由于“三冗”:“为给竞争失败者一口饭吃,军营收容了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让权力欲望熏心的聪明人不危害经济,朝廷又养活了数十万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吏,所谓冗费、冗官、冗兵的“三冗”,岁入的70%都给这些人发工资了。”
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把不贤的人杀掉、能臣就自然出现。这种“杀人变法”在千年之后康有为也向皇帝建议过。但这种策略并不见得奏效。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所谓的为朝廷敛财的说法:“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
“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黎民百姓最有伤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强,而是官、商、豪强合一的“官家豪强”。”
王安石之后,宋徽宗朝的蔡京提出了他自己的“凯恩斯主义”:大家都要尽量花钱,王室更应当带头,大家才能有钱赚。但是,这忽略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前提:“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可惜那时已经由于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形成了大批官家豪强,这使得“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清净为国”,搞了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除盐铁茶外其余均任私人经营,减免了一些税负,建立了严厉的市场规则(惩罚措施)来扭转社会风气,最重要的是南宋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本(就像二战后的西方国家),这些都促使南宋的商业和文化都重新快速发展。南宋的制瓷技术达到巅峰;图书业也达到中国古代巅峰;从广州泉州等地发展了海上贸易。总的来说,南宋拥有丝织品、瓷器、漆器、宝船、铁铜、粮食、硫磺等高端制造业,而周围国家则只有牛马盐等初级产品。这使得南宋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而且贸易必须使用南宋的货币。当时周边国家使用的都主要是南宋的货币,南宋货币成为一种世界货币,但是这既是经济鼎盛的明证,又触发了“特里芬魔咒”(要想维持国际贸易,南宋就必须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输出铜钱;要想保证国内铜钱流通量,就必须禁绝边境贸易)。
“孝宗淳熙年间,南宋王朝开始轮流赦免全国农户租赋,仅淳熙八年就在两浙、江东西、湖北、淮西等地免除了一百七十万石粮食、二十六万缗钱”
“自由的市场+无所作为的封建官僚+良好的社会救济制度(大城市有‘店宅’和‘居老院’,相当于廉租房和养老院)+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繁荣的宋代社会。”
【元】
“忽必烈颁布了一条命令,任何人在结婚之前都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中统钞,否则,不得成婚。”——这实际上限制了汉人的生育,因为汉人早就被劫掠过,多半拿不出这笔钱。
【明】
“朱元璋的洪武一朝,平均下来田租确实只有10%,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税率。如此之低的税率,堂堂大明朝却是历代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几个朝代之一,不要说洪武年间,即使到了“仁宣之治”,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也不过三千市斤,略高于一千年前的西汉,较唐宋盛世低了整整30%-40%。”
朱元璋抑制商业,限制人口流动(要取得“商引”才能到其他地方去、还沿途盘查,要到其他地方做生意必须取得“市籍”)。商税虽然名义上是“三十而去一”,但很快在“几乎所有交通要道上建立了‘关津’,雁过拔毛,总体算下来洪武年间的商税应该在百分之百以上”。同时,明朝官营商品非常多,也不准外贸。
总的来说,本书认为,朱元璋把全国视为他的私产,包括人民。故打击读书人,让他们必须听主人的话。
“中国古代最远的航海记录发生在元代(而非郑和下西洋时),有一个叫汪大渊的商人曾经两次横穿印度洋,船队到达的最远处是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岛,并著有《岛夷志略》。”
“任何重大的创新都是小概率事件,并非源自某个天才的突发奇想,而是天下所有人在追求利益的进程中的点点积累,既需要财力积累、更需要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这种点滴积累需要全社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也就必然要求一种绵绵不绝的动力——赚钱。”
“如果把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看成是一条时间长河,那么它一定有主干也有支流。某一具体历史事件在何时、何地发生,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是支流,再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只能改变水位、流量,无法改变河流的走向。决定河流走向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千百年来每一个普通人遵从的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乃至生活习惯,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才是历史长河的主干。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点滴小事形成了一个民族的习惯,在这些习惯主导之下重大事件的偶然一定会变成历史的必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被称为“非制度因素”。与白纸黑字的制度因素相比,“非制度因素”决定制度因素,非经漫长的岁月无法改变每一个人身上潜移默化的基因,这才是一个国家、民族最大的变数。”
嘉靖为敛财开设“皇店”,进一步挤压了所有相关行业私商本就微博的生存空间。“官店”也随之遍地开花。这些人开店经营也不会上税。从各方面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
明朝禁止海外贸易。于是只能走私,而这些人逐渐变成海盗。“从中国贩卖生丝、丝绢、瓷器、漆器乃至脂粉到日本的利润都在十倍以上,由于缺乏必要制度束缚,海外贸易商(走私商)逐步蜕变为真正的海盗。 所谓“倭寇”、“倭患”,其实十之八九都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
从朱元璋开始就大量超发纸币,到嘉靖时白银作为货币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但明朝白银的量并不大,这使得即便明朝放开所有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有充足的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发展。于是,隆庆时就放开海禁,以求从外面获得白银。明朝确实获得巨量白银,却没有买回任何西方先进的商品和技术。而且,这些白银被少数官商获得,国内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这些白银不仅没能不仅国内经济,反而促使土地兼并更加猖獗。
“在任何时代,货币、金融制度试错的成本都异常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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