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绪论

此笔记以书中章节为分，共五个章节，最后附加自己的评语，书中主要描述的是关于美国报业的发展史，并以社会学视野加以注解，全文5000多字，读完大约需10分钟。本书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客观性理念的挖掘，若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跳过前文，直接欣赏第四五章，大约需要7分钟。
第一章——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 新闻革命：便士报
19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现代新闻业的开端，标志为便士报的诞生。便士报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背景推动其产生。用舒德森本人的话说，美国30年代有一场“民主社会市场”的民主革命，涉及政界和商界，总结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具体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演变为自由市场上的商业、制造业经济，社交关系的现代化，社区与社会的分离、公域与私域界限分明等等一系列变化，社会更加注重（机会）平等，而也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才会产生遵循价值“客观性”的理念，相信事实，注重社会民生，不再拘泥于上流精英的生活圈子。于是在中产阶级群体中产生了获知信息的需求，便士报的诞生便获得了他们的青睐。 
当然，并不是说中产阶级兴起便是便士报兴起的唯一原因，还需要识字率的普及、印刷业的创新等因素协同促进，在多种原因共同推动下，便士报的成功便是水到渠成了。便士报的兴起则进一步促进了该阶级群体的信息流通和传播，甚至深刻影响了他们日常生活习惯和改变社交关系，呈现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
第二章 讲故事：1880年后新闻业成为一种职业
到19世纪80年代后，新闻业成为一种职业，记者的时代渐渐到来。在那段时期，记者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广受各方赞誉，人们对新闻的需求也愈大。这一切都有其社会背景的助推，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对新闻需求更多，质量要求也更高，一方面提升了记者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记者这个行业带来专业性的门槛，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大量招收高文凭的大学毕业生担任记者，以此来取代老旧的“无知的骗子”。当然，这仅仅是从人事上进行的改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还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转向——19世纪末，人们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实证科学的影响，民众中开始接受实证科学，因此是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理念和制度的发展，城市居民接机的出现共同促成科学概念的转变。此为文化转向背景下，新闻业追崇精确和强调事实的来源。但事实又不尽然如此，记者们虽然都是唯事实是瞻，但记者与编辑之间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迫于各种压力，编辑更倾向于只讲求精确的真相，而记者则不断想冲破禁锢，发挥个人的风格，使得报道更生动，因此在记者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新闻时发挥想象力，编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两者之间的目的不同，编辑更偏向报业获利，少惹麻烦，和一般职业无异，而记者在那个年代很看重自身的独特色彩，实际报道中存在很明显的道德倾向，虽然他们认为自己反映的依旧是真相和事实。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对那个年代的记者为何如此痴迷于发挥个人风格而作出充分的解释，只言片语中可能会读到，应该是记者地位提升情况下，社会大众不断将记者这个职业神话，潜移默化中营造了赋予记者神圣职责的想象。 
第三章 故事与信息：19世纪90年代的两类新闻
90年代初下两种新闻报道模式——信息与故事，分别由两大纽约大报所代表。普利策和他的《世界报》崇尚故事模式，迎合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需求，特别是提高了对女性的关注度，可以看作是对女性消费能力的窥涉。而《时报》则代表信息模式，在1898年奥克斯的收购和调整下，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必读物。有趣的是，两者的发行量都是由于低售价，可以接触更多人群的原因所致，但两者风格迥异，而差异的背后反应的却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分野，深挖下去则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阶层选择的模式之间的差异。《世界报》先一步成功，而《时报》崛起的手段便是靠着新闻的“道德战”，定位自己的高端风格，自称是最遵循事实的。但两者模式并不能代表哪一边的道德更偏向真实，只是不同而已。正如各自阶级选择对应迎合他们的报纸一样，只是一种偏好喜爱，谈不上谁更真实客观。如果把视野拉长，从宏观角度望去便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模式各异的新闻风格是因为都处于一个变化之中的社会转变。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在调整，整个社会更加经济化，以消费品为特征的社会地位体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虽然人们都崇尚走向精英阶层，这也是《时报》为何成为后起之秀的原因之一，但有趣的是，即使上层的人们也会忍不住看趣味更浓厚的《世界报》，不同阶层的人看同样的读物，只是心态不同罢了。 
第四章 客观性成为意识形态：一战之后的新闻业
要了解客观性理念的诞生摆脱不掉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美国崇尚的是市场民主社会，但到了这个时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人际关系变得机械化；物理学、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发现证实复杂性和随机性的存在；心理学让我们不再相信理性，从而给予我们质疑政治体制的机会；商界所有权和管理分离，资本集中在大公司手中，小资本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移民和城市的分区更是带来“公众”范围的扩大，不再是理性著称的中产阶级控制舆论，转而变为各种声音和价值观在舆论场域中不断争斗厮杀。这种种的一切都在摧毁人民对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信任，非理性的气息不断在美国国土上飘动，同时也在向世人宣告事实是如此的复杂不可操控。
新闻业主观化倾向在事实复杂化的观念下愈加被放大，在公关行业的兴起和战时宣传两种因素的推动下，更是至一直将”事实“奉为圭臬的新闻业置于死地。一方面，公关代理人抢夺新闻人的饭碗，另一方面也几乎否定了新闻业一直遵循的操作规范。公关的崛起正好迎合民众群体中对事实的失落悲观情绪，他们将”意见的自由市场“作为自己立足的理论依据——既然事实不再令人相信，不如放开手脚去引导公众相信什么。一战的战时宣传更是让大众失去对事实的信任感，他们亲眼目睹了事实可以在国家意志统治的目标下被曲解和利用，宣传和公关成为那段时间最火热的政治议题。
面对事实的主观化倾向，报业需要作出应对。在操作层面上，使新闻报道更透明化，如署名文章越来越多。另一种就是专业化。可以说，专业化意识的觉醒是某些人对理性的深情呼唤，他们寄希望于通过专业人士的把关能够唤回大众对事实的认可。前面我也谈到，人们渐渐相信事实是复杂多变的，特别是战后随着美国融入一个世界体系，加上经济萧条，全国目光都集中在华盛顿时，显然进一步冲击了人们对民主的浪漫幻想。而事实的复杂化成为了解释性报道兴起的必要条件，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变得困难起来，急需专业人士对各种现象给出他们专业的分析。所以我们能看到30年代的政治专栏红极一时，而这也证明了新闻业从体制上终于承认不再有事实，只有个人建构的解释。
一些有识之士渐渐发现个人建构，事实崩塌会导致的后果，不仅有失报道的精准，甚至会危及民主社会自身，其中以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兹（《世界报》副总编）为代表，他们提倡记者接受严格教育，学习更多专业知识，呼吁专业性理念。他们总结道：对人类世界的可信度怀疑越大，时时进行验证的需求就越迫切，要尽可能客观。
我们可以从这看到，作者梳理出的客观性理念从李普曼他们的解释中挖掘到了，但很可惜，作者并没有再深入解释为何对专业性的呼唤和客观性能联系到一起。最后作者放眼整个社会大环境下，得出了他关于客观性理念诞生的解释：在新闻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股失落和怀疑的气息中，客观性与其说是一种一种解决之道，倒不如说是用来遮掩我们在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流露出的失落感。
从这句话，我们能读出客观性理念似乎是被迫而急促的诞生在这片土壤上，它的出现被视为整个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信任感的征兆。我认为这个解释从社会学的层面上来说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作者缺乏对客观性这个概念自身的内涵挖掘。虽然他在最后点出了新闻界遵循客观性理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说新闻界就必须把它视为圭臬呢？作者没有给出解释。当然了，这本书的定位是以社会学方法挖掘客观性理念的来源，因此可以算是完成了它的使命，但这也并不能代表客观性理念只有这一种解释。
我目前思考的角度是：客观性，是公共空间运行的基本逻辑之一。公共空间既可以指传统的人情社会，也可以指现代公民社会，只要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场所就少不了客观性理念，公婆说理的场面下，对客观的需求自然呼之欲出，总需要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东西，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即客观事实了。不过若要说为何新闻界能搭上客观理念，我想正如每个职业场域都有遵循客观理念的要求一样，比如法律界的公正审判、学术界客观严谨的术语、医学界医生的超脱生死的诊脉等等，新闻界也是如此，只不过新闻界和其他职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入世或者说专注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讲求信息对称性便是它职能的表现之一。
第五章 客观性、新闻管理与批判文化
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成为侮辱性的词汇。批评家指出，城市规划制造了贫民窟，学校教育早就了愚民，医药引发了疾病，精神病学校创造了精神病，法院促进了不公正现象的滋生。新闻业的客观性理念原来还被视为对抗偏见的良方，而现在则突然变成最阴险的偏见，因为“客观”报道营造的社会现实拒绝审视威权和特权的基本结构，它与来路不明、饱受争议的机构狼狈为奸，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道德危机。
有两点推动对新闻业的批评：其一，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和控制，巴黎和会成为政府与媒体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表明新闻屈从于政治；还有45年“国家安全状态”对传媒的钳制浪潮不断；55年“新闻管理”一词被发明；60年代美国监测苏联事件、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新闻界习惯与政府合作，掩盖真相，从而招致大众对新闻业的批评，指责伪客观的报道。但同时有良知的新闻人也在同新闻操纵作斗争，比如对越战的报道和水门事件。其二，批判（对抗）文化的兴起，产生背景如二战后高等教育受到更多重视；63年冷战出现缓和现象，为批判提供空间和人群；一系列刺杀事件成为焦虑之源，60年代各阶层对政府表示出不信任态度。而批判文化深深影响新闻界，直接影响便是新闻从业者也被这种文化思潮所感染，时评节目和调查性报道大受欢迎，成为新闻界的一大潮流，但这个有违遵守客观性理念的陈述报道原则。
作者总结了三种对客观性理念的批评：
1.新闻报道的内容建立在一整套基本政治假设之上，但新闻人自身从来不质疑假设的正确性。
2.形式构成内容，新闻报道的形式形成了其自身的偏见。如倾向于冷静和陈述风格和“倒金字塔”的写作结构，呈现事实少涉及现实世界的背景；倾向于报道冲突，而非平淡事件；倾向于事件本身而非过程。诸如此类报道模式巩固了现有的权力结构，给予某些机构制造并控制带有倾向性的事件或策划伪事件。
3.采访新闻的过程本身就构建出一种现实，巩固了官方观点。记者只陈述事实而不能对出现的现象给予自己的理解，只做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采访机制，并不能明显揭露官方的阴谋，甚至会巩固和强调他们的观点。有点“心中有苦不能说”的憋屈感。
从上述三种批评可以看出，他们的预设就是新闻需要参与到社会中，而非做一个超脱世界的旁观者。有趣的是，当前中国新闻业的动向就是如此，习大大的新闻舆论观成为新闻转向的强有力的政治因素。而60年代的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预设前提自然有其内外因，外因在第一段便阐释清楚了，社会动荡与不安的现状使得大众对新闻人的期望不再止于单纯做新闻客观报道，介入方为上策。内因呢，作者总结了两点隐秘传统：其一，文学传统，在新闻界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它鼓励记者撰写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四平八稳的客观报道，要求文采飞扬和感人至深，这个可以追溯到新闻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新闻和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其二，揭丑传统，美国新闻业从未有过一个标志性事件，能像水门事件这样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大并且影响深远。水门事件成为调查性报道的巅峰之作，带动了那个时期大行调查性报道之风。调查性报道与传统客观报道的区别就在于一个主动，另一个被动，所以纯客观性报道受到诟病也是理所应当。
作者最后留下一段寄语和感望，表达自己对新闻业依然抱有希望，对客观性理念依然给予最大的支持。
评语
至此《发掘新闻》结束了它的探索之旅。事实上，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客观性理念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存在，它不单纯是一个道德上的要求，它的出现是需要许多社会基础的。新闻界中有关客观和主观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歇，如同美国两党相争，一方唱罢我登场，很难说是客观主观理念推动社会的变革，还是社会变迁导致理念的换面。我更倾向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即它们都是互相建构，互相影响的，可能存在一个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但并不代表先出现的一定决定后出现。
纵观全书，作者虽然将绝大篇幅，或者说全书最精彩的论述之处给到了对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探索，但我们并不能对其他精彩部分视而不见。关于报业史，甚至美国新闻史的专著数不胜数，在历史梳理或原因解释方面比此书强的也不少，但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如此推崇的原因，我想还是在于提供一种相对于那个时期（70年代写就）更新奇的解读方式：社会学视角，即使此方法放置今日都不会过时。挖掘一个东西，既要从内部探索其结构，也要从外部环境提炼它诞生的必然要素，而社会学视角的切入便是从外部入手。所以我们能看到此书新奇的表述方式：先丢出从各种报刊、书籍、相关人士的话语等事实依据来表达一种新闻界的趋势，于是提出一系列疑问，比如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它是如何依附于新闻人，成为一种理念的等等。接着就进行他大量的社会背景的阐释，有意思的是他的社会学解释依然是对各种事实材料的罗列，从各种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而非我们熟知的直接罗列研究者本人得出的观点，所以我在众多材料和论述中提炼他的论点颇费功夫，有点侦探破案的既视感哈哈。这种表述方式某种程度上更客观，显得有理有据，但同时也会容易得出不同的观点，因为对一则材料有很多很多的解读方向，我也不敢保证自己总结的笔记就是作者完全想表达的意思。
另外我觉得此书给我另一个大的启发就是，可以通过美国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来审视我国的发展现状，读到很多地方都不由得会联系现实，我会从外部的社会背景视角切入，去窥探整个新闻界的动向以及现象出现的必要性。不过很遗憾，关于中国新闻业的反思我还没有做好相应解读的准备，这又是另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议题，留到后面再详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