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页 最后的秘鲁作家（摘抄）

  “我回来了。”诗人再次得意地说。知道了他的经历后，似乎每一句话都托着生死的沉重和轻浮，只是他自己，却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问诗人经历了那么多，反过来对革命怎么想。
  “但当代已经没有革命了，哲学也没有。”阿拉贡插话进来，他拿起桌上的手机，“这东西和全球化毁掉了一切革命的可能。”通讯工具的普及取代了政治权威的必要，农民们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和利马的供应商确定今年的产量和价格。普通人不再以机构作为他们的代理，一切组织似乎都失去了存在价值。农民都买了汽车，过上了中产的生活，推翻或是不推翻，政治或是不政治，都是非常遥远的事了。
  诗人和阿拉贡没有怀念革命的意思，但他们字里行间渗出的怀旧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恐怕不会到这里听没落的贵族和重生的诗人讲故事。阿拉贡安排的造访中，无意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正在同时告别的东西：贵族与革命。这一对相生相杀的概念如今却在一起消亡，与它们相关的激情、热血和尊严，成了历史叙事，在当下的现实中带着强烈的不实的色彩——无论是可以化成一尊雕像的斗牛士，还是和马尔克斯笔下事迹惊人相似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