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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要在红卫兵的政治行为中辨析其间某种非功利的青春热情和浪漫理想,他就必须为红卫兵的“失礼”寻找新的价值支柱。“红卫兵精神”既根植于自下而上的弱者处境(学生批老师、群众斗领导、子女“背叛”父母……),又同时必须拥有自上而下的道德优势(你们高贵者最愚蠢,你们受蒙蔽了,你们是行尸走肉,平庸堕落……)。
总之,劣势地位和优势道德,这是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将“红卫兵精神”理想化的两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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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弱势地位和优势道德天然结盟,这也是原教旨主义红卫兵精神在二十一世纪新媒体(网络)上也能够继续传承甚至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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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文革”,重读张承志,可以同时看到这种“红卫兵理想主义”的合理性与虚幻性——合理性在于这种观念支持弱者的道德发言权,相信“穷人大多是好人”;虚幻性在于弱势与道德的天然联系,不仅在各种“万恶的旧社会”,在改革后GDP至上的中国,或在全球化游戏规则中,甚至在1966-1976年的北京,也只是一种被政治利益操控的意识形态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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