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1.理性主义在打破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垄断后，自己也逐渐沦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也变得像宗教那样——既不允许别人对其理论前提进行质疑，也不容得异见的产生。
2.只要不是彻底懒惰成性或头脑迟钝的人，大自然都给他注入了想要获得荣誉与赞美的强烈愿望。
3.企图超越人的本然状态乃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人若是能够学会接受并安于自己的本然状态，生活就会变得快乐与好过一些;这种对自我现实的接受非但不是自我改善的障碍，反而正是其必要条件。
4.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自由的信念，以及将人类精神从迷信的桎梏，传统的重压和政府的干预下解放出来;而正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激发了这些思想同实践相结合时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5.人类的前途取决于创新思想的力量，取决于个人对原先真理的再发现以及对真理的新发现;而危险则在于思想上的狭隘与求同倾向，甚至有人通过动用国家权力来求得思想上的一致。
6.上帝与自然共创经纬，令自爱与爱人殊途同归——蒲柏《人论》(对自然神论的诠释)
7.但愿这位正在听我说话的伟大上帝——这位肯定不是处女所生，也不是死在绞刑架上;不能被当作一片面包吃掉，也无法启示出这些充斥着矛盾、疯狂与恐怖的书(《旧约》)的上帝——这位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可怜可怜这些亵渎他的教徒吧——伏尔泰
8.如果有人说了一句理性的坏话，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对理性的一种伤害;然而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只有情感，充沛的情感，才能让灵魂创造出伟大的成就——狄德罗
 9.卢梭受到洛克影响，认为儿童不是不完整的成人，而是有着自身的能力与局限的完整的人;促进儿童学习成长的钥匙不是死记硬背，让他们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他们所不了解的知识，而是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以及发挥他们身体的各种官能。他宣称:“在人所有官能当中，理性是最后发展的一个。”因此，如果像以往的教育那样从理性开始，则无异于让孩子们“从终点开始赛跑。”童年是“理性的睡眠”时期，此时的儿童感官非常敏锐，可以通过观察进行学习:“不是一味得辞句、辞句，而是事物、事物”。⭐如果儿童是自然地被激励学习的，那么他们在学习阅读和写作时就会十分积极，从而不会遇到太大困难。虽然渐进式教育后来的某些愚蠢做法令我们颇感失望，但这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卢梭在解放儿童心智以及教育理念革新等方面做出的贡献。
10.在1793年至1794年山穷水尽的局面下，双方之间的战争与阶级斗争转化为意识形态论战。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以卢梭主义的名义宣布了法国的道德复兴，并用一种对最高存在的信仰来代替基督教。而那些不愿意接受这新秩序，甚至只是被怀疑对此缺乏热情的人，则很容易被随意投入监狱并且处死。而这种惩罚方式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建议的，也是后来的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为之而送命的。
11.启蒙运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以一场似乎要将它最初的信念一扫而光的反动而告终——只不过这次是一场反革命，而上一次则是一场反宗教改革。即使我们接受启蒙思想家对这一运动所持的赞许观点，将其视为把人们的思想从恐惧、迷信和虚伪中解放出来的一场伟大戏剧的一部分，而之前的文艺复兴不过是其中的第一幕;那么后来的历史则确凿地证明了，他们认为自己所出演的是这场戏剧的最后一幕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所谓的“最后一幕”永远也不会上演，因为⭐人类的思想解放事业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
12.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
13.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若只是为了使其治下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易于掌控的工具而限制他们的发展——即便是出于某种“有益”的目的，那么它终将看到自己所培养的这些精神侏儒会是多么的不堪大用;同样将成为事实的还有:它不惜任何代价所要求得的机器的完善，最终会因为图一时之便而丧失基本动力，进而落得一无所用。——论自由
14.人文主义并不想把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象征体系强加于人——就像天主教、加尔文教、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无论是希腊、中国、罗马、法国还是印度的文明——所走出的道路都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看待，并需要努力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来对其加以理解。即使我们无法接受让自己真实地生活与它们之中，或者由于其不容异见的狭隘性而使得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也不应放弃这种尝试。
我们同样不该放弃以下努力，即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历史、艺术和信仰，将自己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他们的思想中去，无论他们是哪里人。这种“移情”的艺术被狄尔泰称为“verstehen”。
15.我领悟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被老年人不断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世界其实正是一个年轻人对新的价值观念，以及自身的行为准则、良知概念和所珍视的品质进行探索的世界。他们的价值观不再与他们的祖辈相同，正如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而后者的价值观不同于十八世纪一样。我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实现价值重建的唯一方式——不再是通过言传身教，而是鼓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观察与经验，通过与同辈之间的讨论以及接受老一辈的关怀与榜样的力量的感召——而不是盲从权威——从而对事物进行发现与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