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页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的挑战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只是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做“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能力和知识，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超现代”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纵使他们具有（后来如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