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抑郁病患者对自己谴责的真实性是怎样，弗洛伊德认为驳斥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伍迪·艾伦喜剧的基本特征就是明显地与现实不符。鉴于抑郁病患者在心理上的特别状况，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正确的观点来接受。此外，弗洛伊德又作了一个很有趣的引申，即抑郁病患者的这些谴责可能被‘证明’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比起其他人，这些病人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弗洛伊德写道：
‘在他不断加大的自我批评中，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小气的、自私自利的、不诚实的、缺乏自立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隐藏他自己脆弱的天[166]性。据目前我们所知，他可能对自己的理解更加贴近，我们只是好奇为什么人在接近事实真相之前，必须要变得病态呢。’[1]
简而言之，抑郁病患者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需要变得病态才能够拥有这样的洞察力呢。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前所认识到的，抑郁病患者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抑郁病患者。如果有人想要罗列有抑郁病的哲学家名单，很多人都会榜上有名，包括蒙田[2]和帕斯卡[3]，甚至正在读这本书的一些读者。弗洛伊德使用哈姆雷特的例子来说明有抑郁症的哲学家的病理学。我们可能也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铁男人，把他作为一个抑郁病患者自我观察的典范。同他有关幽默的论文一样，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趣的研究也是在1927年完成，而[167]这个研究中超我和弑父是同父亲的形象显著地联系在一起的。[4]
正如维特根斯坦经常提醒我们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疾病。但是可能最病态的想法是，通过一些对健康虚假的恢复来治愈这个病，如简单地离开学院，在镇子中散散步，或者完全同哲学断绝关系，恢复普通的判断力。抑郁病患者哲学的自我是由弗洛伊德称之为‘一个未知的伤痛’所组成的。一个自恋的伤口在人们的衣服下消无声息地摩擦，刺激和摇动着自我。因为这个伤口，有意义抑郁症的哲学家和那些记起晚期尼采的《瞧！这个人》中的《为什么我如此聪明》、《为什么我有宿命》这些篇章的人，作为悲惨低贱的客体，他们体验到根本上一致的非自我。这就是为什么幽默感根本上来说是哲学。
[1]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Ibid，p. 255．
[2] Michel E. Montaigne，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译注
[3] Pascal Blaise，帕斯卡·布莱斯，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注
[4] ‘Dostoevsky and parricide’，Freud，On Art and Literature，op. cit. pp. 437-460．引自 抑郁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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